面对王至诚和郑诵先的驳论，佐藤松本怒火中烧，质问道：“我们是张作霖的朋友，为什么要杀害他？”
王至诚冷静地回答：“北洋政府出现危机，日本看上了东北的资源。”
张作霖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逐步增强，郭松龄事件平息后，他任安国军总司令，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随之而来的是他担任陆海军大元帅，终于实现了自己成为国家元首的梦想。
这时的张作霖如同脱缰的野马，狂奔在权力的道路上，与日本的“满蒙”政策屡屡发生冲突。他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与日本试图控制他的矛盾愈发尖锐。
佐藤松本怒斥：“去年的500万元呢！张作霖竟然对我们玩起了猫腻。”
王至诚叹了口气，继续道：“为了签订满蒙五路条约，山本送给张作霖500万元，目的是将五条东北重要铁路交由日本政府承包修筑。然而，张作霖却利用英美来制衡日本，邀请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修建铁路与葫芦岛港口，实现左右逢源，令日军军部极为不满。”
“张作霖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佐藤松本愤愤不平地说。
王至诚思索片刻，严肃地回应：“你们日本心里藏着怒火，却又不敢直接对张作霖动手。东北军还有30万左右的主力，兵工厂每天生产的军备足以装备一个营。而日俄战争后，你们留在东北的关东军不过几万人。只要张作霖铁了心，吃掉这点关东军不在话下，你们怕了！”
佐藤松本冷笑：“强大的沙俄都是我们的败将，甲午战争的辉煌我们还记得。堂堂大日本，岂会怕一个东北土匪？”
王至诚不急不躁，继续道：“蒋司令在徐州誓师进行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鲁系军阀。4月19日，小日本悍然出兵山东，企图以武力逼蒋停步，但关东军提交了另一套方案：用武力阻止奉军撤回东北，与张作霖进行交涉。”
“关东军想以此为契机武力占领东北，但张作霖清楚日本人侵占东北绝不是好事，愿意死扛到底。关东军的提议没有得到政府和军部的回应，这让蛮干的关东军陷入困境，于是，他们炸死了张作霖。”
佐藤松本愤怒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关东军只是建议，没有得到允许，为什么他们会铤而走险？”
王至诚回答：“关东军明白，如果出兵得不到效果，日本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如果不出兵就无法解除张作霖的武装，眼睁睁看着他的势力壮大。于是，他们最终下手了。”
“秩序严明的大日本，谁敢对张作霖下手？何况他还是老朋友。”佐藤松本反驳。
王至诚坚定地说道：“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独断专行地决定：若张作霖听话，他就是另一个溥仪；若不听话，他就是一个死人。东宫铁男按下了皇姑屯炸药的按钮，一代枭雄就这样陨落。”
佐藤松本腾地站起来，愤怒地说：“不要这样指责我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文明国家！张作霖即使在遇难前，也只是借阅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在他遇难之前，秘书刘哲曽向故宫博物馆借阅。至于谁干的，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王至诚冷静地回应：“小日本并不敢直接对张作霖动手；至今不敢承认皇姑屯事件是自己干的，说明你们心虚，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坐在那里，目光如炬。
佐藤松本越发嚣张：“不要以为大帅府的保护让你们就能逍遥自在！”
王至诚也站了起来，指着佐藤松本和藤原朴田，毫不畏惧：“你们仗着什么在东北生存？杀了人不来偿命，还敢嚣张？现在还有什么脸面来大帅府？”
“大帅府，我怎么不能来？”佐藤松本冷笑着说，“日俄战争中，日本牺牲了2万人，换来了友谊，我们的关东军与张家父子，还有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
“你不要再诡辩了！”王至诚怒斥，“日俄战争使中国东北人民受到空前浩劫，2万中国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合6900万两。日本借日俄战争直接获益了大片殖民地和投资场所。这就是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吗？”
佐藤松本冷静地说：“战争总会有人伤亡、受损失，我们大日本何尝不是？为了中国，我们得罪了沙俄，现在连美国都成了威胁。”
王至诚毫不客气地说道：“佐藤松本，装可怜没用。你这是外压论，仿佛说日本民族受到了外国的压迫，利益受到了损害，试图驱使你们国民支持未来的战争。”
藤原朴田同样希望中日和平而不是战争，他插嘴说：“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完全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国府反对清政府容忍日本在东北，要‘铁腕救国’。”
“朴田君，你是在替谁讲道理！”佐藤松本更气愤了。
王至诚冷静地说：“中国有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讲事实，不讲道理。历史会给出评判，我只负责还原事实。”
“我们大日本最讲证据的。”佐藤松本提醒他。
“要证据是吗？”王至诚从书画包中抽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扔给佐藤松本，冷冷道：“这是你们的《田中奏折》！”
1928年，中国爱国商人蔡智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某天，他装扮成补册工人，拿到皇室临时通行牌，借口装订工人进宫。深夜，他潜入皇宫，在宫灯的照耀下，开始抄录“田中首相奏章”的内容。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蔡智堪在昏暗中奋笔疾书，心中暗想，这些内容若被曝光，必将引发轩然大波。
经过多个夜晚的艰苦努力，他终于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藏在皮箱夹底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开往大连的轮船，随后赶到沈阳，将文件交给了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秘书的王家桢。
这一切，似乎都在为即将发生的历史大剧埋下了伏笔。而此时的王至诚，心中明白，未来的东北，将是更为波谲云诡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