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昌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最早集中使用信鸽送信息是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族铁弗部，夏国从开国皇帝陈德开始就大规模的进行信鸽选种，利用信鸽进行通信，夏国人用信鸽是因为鸽子有天生的归巢的本能。
夏国的信鸽最初用来传递军情，当宋国的富人修园林时，夏国的富裕百姓则热衷于马术和赛信鸽了，最开始信鸽常常遭到人为的捕杀人，后来夏国形成法律吃军用信鸽，是以被送进劳役营的重罪，再后来商人们也通过信鸽传递，就有了夏国遍布着信鸽驿站，成为了全国各地的交流讯息的通信网络。
在西宁与大定的战争中，西宁军队便利用信鸽做军事通讯。
据《山海经》曾经记载，西王母的身边有三只青鸟，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把幸福吉祥快乐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刘彻写过信，就是派青鸟把信送到汉武帝的宫殿中。
后来，民间根据这样的神话传说，便利用鸿雁这种鸟进行传书，这就是古人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再后来，由于鸿雁栖息地比较苛刻，还比较难圈养，还有就是它们有季节性的群体迁徙，就演变成了飞鸽传书。
其实飞鸽传书并不像世人想象中那样，想让它飞去哪儿就去哪儿。实际上，鸽子只会飞往一个方向，那就是回家的方向。因为鸽子有归巢的本能和从高处感应地磁的能力，也就是说，即使在很远的地方，鸽子也能识别出自己常住的巢穴，然后不远千里飞回家窝。
不过，这也只是理论而已，正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专业的事终需专业的人去做。
驯养信鸽，时迁居然也有研究，这就很厉害了，感觉捡到宝了呀。
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似时迁这等人，惯擅鸡鸣狗盗、翻墙越院之事，平日里游手好闲、东游西逛的没个正形，正是世人所不齿的“蛀虫”，但亦可能人之所不能。
下九流也好，旁门左道也罢，既能生存于世，则必有其因，鄙视、唾弃实可不必。
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ji。对此下九流世人向来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终究是一份营生，不偷不抢，不坑蒙拐骗，能够自力更生，养家糊口，理应受到尊重。
至若旁门左道，是指非正统的学术流派或宗教派别，更被正道所不容。
历代统治者都对“旁门左道”深恶痛绝，在历史上屡屡出现的一些巫蛊事件，例如西汉时期的“巫蛊之祸”，令汉武帝自灭三族，成为政权衰落重要的原因。
至于巫蛊这类东西，为什么叫“旁门左道”？就要理解古人的习惯。所谓的“旁门”是指小门、侧门，至于“左”具有邪、偏的意思，“左道”就是偏斜之道了，这个解释与古代尚右的习俗有关。
事实上，在上古时期古人是以左为尊。但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征伐不断，尚武好斗，以军事实力之大小强弱分政治地位之高下贵贱。由于军国大事一律以右为尊，国君手中常年握着右半虎符，“右”的地位不断提升。及至后来秦国一统六国，以右为尊。自此“右”就尊于“左”。
古人讲究“相辅奇正”，指军事作战时以对阵交锋为“正”，设伏掩袭等为“奇”，互相补足。他们会以右为正，以左为奇，这就与“旁门”及“左道”的意思刚巧相近，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个惯常用语。
“旁门左道”，多用以指斥未经官府认可的巫蛊、方术等。《汉书·郊祀志》的解释可供参考：“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皆奸人惑众，挟左道。”由此可以看出，凡是正统思想不能容忍的东西，皆被视作旁门左道，如偏离传统仁义道德的思想，以及崇拜鬼神、相信巫术等行为皆是，包括巫蛊、俗禁、方术等等方面，可谓种类繁多。
历代统治者对于旁门左道深恶痛绝，也会将危害国家统治、破坏社会秩序、扰乱思想的主张斥之为“左道”，列为刑法重点打击，先秦着作《礼记》有载：“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此所指大道也，如下九流亦可谓旁门左道，时人多藉此谋生。
比如时迁的“妙手空空”和驯养信鸽，皆非大道。
要说时迁有多忠心练冯过显然是不太现实，大抵是雇主与佣工的关系，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关系的维系基于物资基础。但于“鼓上蚤”而言，算是学以致用。嗯，体现了人生价值，这与民间所谓的“侠盗”不同，再如何“劫富济贫”那也是偷盗者，为律法所不容。现而今，跟着通判做事，大定最年轻的状元郎呐，前途无量，他时某人也算是“脱胎换骨”了。这是一种被认可的满足惑，无论如何冯过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
仗义每多屠狗辈，文人中品行不端、风骨不存、心胸狭窄者数不胜数，屠夫之流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地位低贱，但是往往质朴、重情仗义。
出来混的就得讲义气，冯过大胆启用，且待遇不低，更重要的是就此远离偷摸盗窃、提心吊胆的日子，感激之下时迁自会毫无保留的施展技艺，比如驯养信鸽。
他在这方面有天赋，一般人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初见成效，他却能在二十天内驯养出合格的信鸽。
此次他跟随刘光世大军出征，算是第一次的正式任务，下定决心必须圆满完成。
在大军抵达汾阳之前，他便先行赶到，在城门关闭前入了城，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潜伏下来。
他选的这个地方很有讲究，乃是处于距官道不远的小巷中的一处二层民房，在二楼能看见所谓的“晋王”府大门。
二月十九日，官军围城，城内那叫一片兵荒马乱。
斯时店铺民房皆是大门紧闭，居民通过门缝向外打探。
短短的月余时日，汾阳城“旧貌换新颜”，城头旗帜易主，迎来晋王就位。
“义军”来势凶猛，官府应对不及，仓促迎敌的厢军尽显孬兵本质，甫一接阵便溃散逃窜，将领骑马远离凶险之地，士卒哭爹喊娘的只恨少生了两条腿，实在逃不了的便向叛军投降。在生死危机之际，所谓的朝廷大义算得了什么？
汾阳，这座大定名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落入张迪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盖因其时汾阳军溃败，叛军围城只一刻钟，汾州及汾阳县两级朝廷命官便大开城门，齐刷刷地出城迎接“义军”。
读书人的意气和风骨在此刻崩塌，正是“负心多是读书人”。此处可是“面涅将军”故里，若是泉下有知，他在城外墓中也会躺不安稳吧？！
汾阳人狄青出身寒门，年少入伍，因面有刺字，善于骑射，人称“面涅将军”。仁宗时，凭借战功，累迁延州指挥使。皇佑五年，领兵夜袭昆仑关，平定侬智高之乱。此后历任枢密副使、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迁升枢密使。
宝元初年，李元昊发动叛乱，朝廷下诏任命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兼延州指挥使前往边疆作战。当时前线的偏将屡次被西宁打败，士兵大多畏惧胆怯，狄青行军打仗时经常亲自做先锋。作战四年，前后大小打了二十五场战斗，身中乱箭多达八次。攻陷金汤城，夺取宥州，屠杀了砽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部族，焚烧西宁储备的粮食数万石，收缴帐篷二千三百只，俘虏五千七百人。又建桥子谷城，筑建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城堡，这些城堡都建在敌方要害之地。安远一战，他受伤很重，但听说西宁军队到了，就又挺身飞速赶往，士兵们因此也争先恐后，奋力拼搏。他临敌作战时，披头散发、带铜面具，出入敌军中，西宁军均望风披靡，无人敢挡。
狄青在军队中奋斗，十多年后才显贵起来，当时脸上还留有刺字。仁宗曾劝狄青敷药除掉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根据功劳提拔臣，而没过问臣的出身门户；臣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这些疤痕，臣希望保留它好鼓励军队，不敢奉行您的命令。”
但赫赫战功却引来文官的猜嫉和攻击，欧阳文叔上奏折将狄青的战功轻描淡写，“自用兵陕右，已着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还说“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然后引用历史典故，劝说仁宗免去狄青的职务。
这篇奏折写得非常具有煽动性，然而仁宗并没有理会。欧阳文叔没有放弃，之后不久京城发生水灾，他又趁机上书皇帝，利用“天人感应”来诋毁狄青。在欧阳文叔的倡导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面对群臣的压力，仁宗不得不“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没过多久，狄青就郁郁而终，害死他的正是以欧阳文叔为首的这些文官。
文官？呵呵。
也正是汾阳文官的“明哲保身”，方令这座名城蒙羞，狄青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
“晋王”大军进城，自有人倒了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