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迪在哪儿，冯过是知道的。
此次征讨叛军，冯通判并未随军出征，而是作为后援呆在铜鞮统筹粮草运输供给。
杀鸡焉用牛刀……咳，区区流寇草匪，用不着冯大人亲自出马。况且，粮草事关重大，也需要得力之人主持指挥。
物资补给是战争保障，决定战争的胜负，后勤官绝不好当。
“食者，民之天，兵之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无论是处在进攻还是防御状态，粮草都是其生命线。
“粮道”问题往往成为一场战争的决胜因素，甚至会影响一国之兴衰。古代的善战者，也往往是利用粮草而决胜的大师。
军队的后勤运输，完全靠人力和畜力，加之当时交通条件极差，使得远程运输任务格外艰巨，而中途的耗费也往往成倍增加——
“百里之内，供二万人食，运粮者须三千六百人”。
“六斛四斗为钟，计千里转运，二十钟而致一钟于军中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转输之法，费二十石得一石。言远费也。”
如果把二十“钟”粮食运到军中，到达目的地只剩下一“钟”；同样的，把二十“石”粮食送到军中，实际也仅仅得到一“石”。
所以，“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因为兵粮运输上的困难，古代中原用兵打仗极难实现草原民族那般的长途奔袭，而且他们一旦孤军深入敌境就将陷入断粮的尴尬境地。
而如果是需要长期对外作战，长线运输甚至可以影响倒一个国家的兴亡——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一场出兵十万的战争，至少要影响七十万个家庭不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而这必将对该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而如果这场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即便是强盛如当年的盛汉，也将在战争中万劫不复，正所谓“国之贫于师者，远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尽管在古代粮草运输是一件苦差事，但战争的发生往往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取胜就必须有良好的粮道维系能力。在这方面，萧何就是大师级的人物。
在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不像韩信那般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但他镇守关中，通过水陆运输，将粮草远远不断的运往前线，支援刘邦作战，为其战胜项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所以，在大汉开国论功行赏时，刘邦认为萧何功居第一。而与之相反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大部分中原王朝的北伐者们。当国力强盛时，他们往往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攻势，但千里运粮，特别是运到荒芜的大漠地区，其损耗之大可想而知。
而由于运输组织不力，中途耗费巨大，致使国内百姓疲困，进而引发天下骚动，最终可能还会导致王朝的动荡，西汉由盛而衰就是如此。所以，多数王朝才会选择更加保守和低成本的修长城。
而善战者在保护好自身粮道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的断敌粮道，这是他们的“取胜之匙”。
在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如果能够千方百计的截断敌人粮道，必然会使敌人陷于饥饿状态，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斗志的丧失，甚至是直接崩盘。
比较着名的例子就是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带领一支精锐部队，星夜奔袭袁绍的粮草储备之所乌巢，致使其全线崩溃，而曹军再乘胜出击，取得大胜。
而在攻城战中，进攻一方的将领们也往往利用断粮的方式，使一些坚固的城防彻底屈服，具体的做法是：
一、深沟高垒，在城池四周挖掘深沟，筑起营垒，切断城外与城内的物资联系；
二、夺取敌人在城外的粮草储备，防止敌人就近取得补给物资；
三、安排机动部队在离城较远的地方游弋，随时切断该城与其他城市的联系。
以上三步如果能够顺利实施，无论多么坚固的城市，都将陷入坐吃山空的巨大恐慌之中，最后也往往以守将投降而告终。
总之，因为军粮运输效率极其低下，给人造成了一种“打仗耗费粮草、不打仗就不耗粮”的刻板印象，而实际上，无论是攻是守，粮草都要消耗，吃饭问题也都是头等大事。“粮饷之道，胜败攸关”，这是战场上亘古不变的真理。
张迪乱军终究是草台班子，一鼓作气的攻城掠寨，胜利来的来快太轻易，之后便是各种“享受生活”。高举反旗对抗朝廷可不就是为了享乐嘛，今朝有酒今朝醉，哪来的长远大计？粮草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大开常平仓便是。再者，“晋王”大军驾到，当地富绅得表示表示吧，要识趣，否则就不是犒军了，少不得来个“抄家问斩”。如此这般，军需暂时是不愁的，坐吃山空？不不不，那些个狗大户是韭菜，割完这茬割那茬，且有得薅一阵子呢。
总而言之，“晋王”账下缺乏守城能人，所谓“守城三法”根本就没用上，这就难怪官军掩杀过来势如破竹了。先前夺城有多快，溃败就有多快。
冯过作为“正方”后勤部长，调度指挥也算是井然有序，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此次征剿，非长距离跋涉，战事进展又极为顺利，事实上军需供给毫无压力。大军攻占汾阳后，自有本地乡绅犒军，之后一路平担过去亦是如此，真正耗费的军资其实很少。
如此一来，冯过还真的是够清闲的，“无所事事”到可以关注其它事，比如张迪去哪儿。
十八日大军开拔，冯过坐镇铜鞮，却是将“悬镜司”现有的十名探子分两人一组全撒了出去，冯一跟着宗泽，时迁则随着主力大军行动，每日都会有信息传送，他再一一汇总，作出相应的判断及部署。
传递情报信息的方式是信鸽。
现有传递信息的方式大致有：飞鸽、烽火、火箭、手语、书信、旗帜、鼓号、狼烟等。
时下的信息传递方式以人力或畜力为载体。传递速度慢，效果差，保密工作不能完全得到保证。只有官府的文书有专人快马传递。
烽火的燃气是表示国家战事的出现。在边境建造的烽火台，通常台上放置干柴，遇有敌情时则燃火以报警，通过山峰之间的`烽火迅速传达讯息；古有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而失信于天下，导致周朝衰败的典故。烽火主要是白日以燔烟作警，夜晚以火光作警。
骑马送信称为邮驿。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彼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三、四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订了详细的“邮政管理办法”：竹简怎么捆扎、怎么加封泥盖印保密、怎么为邮驿人马供应粮草等都有明文规定。汉代还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五里设置一邮，每十里设置一亭，每三十里设置一驿。驿站有专人管理，并饲养驿马。大定战争频繁，军事紧急文件很多，送信的人改由士兵担任，并出现了“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加急程度。送金牌文件的，一昼夜要连续跑五百里。每到一处驿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送。急递的驿马脖子上系有铜铃，白天响铃，晚上举火把，撞死人概不负责。
孔明灯，又叫天灯，俗称许愿灯，在古代多做军事用途。孔明灯是由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发明的。当年，诸葛亮被司马懿围困在平阳，无法派兵出城求救。他算准风向，制成会飘的纸灯笼，系上求救的书信，后来果然顺利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
大昌时南方叛乱，史万岁孤军深入剿匪，那时没有快递公司，只好把战报放进竹筒里顺水而下。
此外，还有风筝传书、鸡毛信等多种手段。而一般老百姓使用最多的是托人捎带信件。“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这其中，信鸽使用的频率最高。
飞鸽传书或鸿雁传书，将信件系在鸽子的脚上，然后传递给要传递的人。因为通信不方便，所以聪明的人利用鸽子会飞、飞得比较快、会辨认方向等多方面优点，驯化了鸽子，用以提高送信的速度，通常来讲，鸟类本身会认识回家的路，就像倦鸟归巢一样。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苏武牧羊”的故事：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却被匈奴囚禁在北海无人区牧羊。后来两国和好，汉朝使节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谎称苏武已经死了。
苏武的副使想出一计，让使节对单于讲：“汉朝天子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的信里写着苏武没死……”单于只好把苏武放回国。
此后，雁作为传递书信的使者常常出现在诗文中。“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甚至还用竹木制成雁的形状当做信封，中间夹着书信。也有的制成鱼的形状，并用“鱼素”、“双鲤”等代称书信。
信鸽驯养可是门技术活，时迁恰巧“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