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莲就那么直挺挺地杵在厨房正中央，手里死死攥着那条藏蓝色的围裙，手指头因为用力，指甲都陷进了布料的纹理里。
这条围裙还是刚结婚那会儿买的，用了这么多年，洗了太多次，颜色都褪得发白了，右下角磨破了的地方，她缝了又缝，那些线头像怎么都除不尽的杂草，硬邦邦地支棱着。
围裙上还沾着昨晚炒韭菜留下的那股子味儿，混着老式煤气灶台隐隐飘出的煤气味，缠绕在鼻尖，怎么都散不掉。
她使劲抽了抽鼻子，非但没把味道赶走，反而觉得那韭菜味更浓了，连里面掺着提鲜的虾皮那点腥气都闻得一清二楚。
脚下的水泥地泛着潮气，一股凉意顺着拖鞋底往上钻。
前两天下大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墙角那片深褐色的水渍印子还没干透，像块永远擦不掉的丑陋疤痕。
凑近了，还能闻到一股子土腥味混合着老房子特有的霉味，闷得人胸口发堵。
墙上的老式挂钟蒙着一层薄灰，秒针“咔哒、咔哒”地走着，声音在过分安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响。
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有点急促的呼吸声，那钟摆的声响像小锤子，一下下敲在她的太阳穴上，敲得人心烦意乱。
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惨白的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仙人掌上，仙人掌蔫头耷脑，连上面的刺都显得软趴趴的。
旁边那个廉价塑料花盆裂了道缝，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她塞了半截切下来的胡萝卜头，大概是前几天做饭时随手干的，现在那胡萝卜头已经干瘪发皱，颜色灰败，像块用旧了的脏抹布。
孙秀莲愣愣地看着那半截胡萝卜头，突然想起儿子昨天吃晚饭时，还吵着说今天想吃胡萝卜炒肉丝，她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现在，她连灶台都懒得开，一点做饭的心思都没有。
窗户玻璃上积着厚厚一层油腻，是长年累月炒菜油烟熏出来的。
用旧报纸蘸水擦了无数回，还是留着蜡黄的印子，怎么也弄不干净。
阳光穿过这层油腻的滤镜，在灶台上投下几块亮晃晃的光斑，那些光斑正好落在几块掉了瓷的白色瓷砖上，露出底下青灰色的水泥底子，看着特别碍眼，特别寒酸。
余文国已经七天没着家了。
七天前的早上，他跟打仗似的，把一根油条塞给儿子，自己嘴里嚼着半个包子，含含糊糊地说：“有个项目急着要验收，得加几天班，可能回不来。”
当时她正蹲在地上吭哧吭哧擦着总也擦不干净的地板，抬头只看见他套着那双棕色旧皮鞋的背影，急急忙忙往外走，鞋跟那里的胶底开了道不小的口子，还是去年冬天找路边摊师傅补的，用的黑色胶水，跟周围的棕色皮子配在一起，显得特别突兀，特别难看。
她冲着门口喊了句“路上小心点”，他就“嗯”了一声，连头都没回，脚步声很快就在楼道里消失了。
一开始，她还抱着希望，觉得可能就是工作忙，加班加点呢。
她一遍遍拨打余文国那部诺基亚手机。
那手机还是前年单位统一在电信公司定制的，银灰色的外壳，边边角角早就磕碰得掉了漆，露出里面白色的塑料。
每次拨号，先是听到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干扰声，然后就是那个冰冷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可从前天傍晚开始，再打过去，提示音就变了，变成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孙秀莲腿一软，跌坐在旁边那个小马扎上，手机从汗湿的手里滑落，“啪”一声掉在地上，电池后盖都摔开了，电池滚出来，一直滚到墙角那堆准备生炉子用的煤球旁边。
她盯着那部断了天线的旧手机，突然想起上个月，余文国好像提过一嘴，说想换个新手机，要能听mp3的那种，说单位李姐的老公刚买了个三星的，音质挺好，还能放《最炫民族风》。
当时她正低着头，仔细数着买菜找回来的一把毛角子，头都没抬，随口就回了句：“能接能打就行了，别乱花钱，省着点。”
现在想想，要是当时没那么省，让他换了新手机，会不会……会不会现在就能联系上了？
她还硬着头皮，试着联系过余文国单位的人。
先打给办公室那个林主任，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起来，林少虎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慵懒，背景音里还混着“哗啦啦”的麻将牌碰撞声：
“文国啊？没见着啊……哦是他爱人啊？他好像……好像是出差了吧？局里安排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没等她再多问一句，那边就急匆匆挂了电话，忙音“嘟嘟嘟”地响个不停，刺耳得很。
她握着电话听筒，愣了半天神。
林少虎那语气，明显就是在敷衍，在打发她。
她又打给跟余文国一个股室、刚来没多久的小姑娘小董，那姑娘说话声音怯生生的，像怕惊扰了什么：
“秀莲嫂子您别太担心，我……我昨天好像还看见文国哥的电动车停在单位车棚里呢，就是那辆蓝色的，车把上搭着的蓝色雨披也还在……可能是去的地方信号不好吧？”
话音刚落，就听见电话那头远远地有人小声喊了句“领导来了”，然后电话就被匆匆忙忙挂断了。
孙秀莲对着再次响起的忙音，长长地叹了口气。
小董那丫头，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胆子小得很，肯定是知道点什么，但是不敢跟她说。
她撑着膝盖站起身，想去厨房倒杯凉白开喝，刚走两步，就看见灶台上放着的那个酱油瓶，还是余文国上次去超市买的，说这个牌子的酱油烧菜颜色好看，味道也香。
现在瓶子里的酱油只剩下小半瓶了，可他这个买酱油的人，却还没回来。
她拿起酱油瓶，无意识地晃了晃，里面黑褐色的液体晃来荡去，跟她现在的心思一样，乱七八糟，没个着落。
又想起儿子昨天晚上睡觉前，抱着她的脖子，眼巴巴地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好了，这个周末要给我买那个新版奥特曼的。”
当时她心里乱糟糟的，只能勉强挤出笑容哄儿子：“爸爸工作忙，等忙完这阵就回来了，回来了肯定给你买奥特曼，乖。”
可说这话的时候，她自己心里都没底，虚得厉害。
她走到儿子住的那间小卧室门口，看着床上叠得还算整齐的小熊图案被子，还有枕头边上放着的那个耳朵都开线了的旧兔子玩偶，眼眶突然就红了，鼻子一阵发酸。
儿子还小，要是……要是他知道爸爸不见了，找不到了，肯定会哭个不停，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她不能让儿子担心，更不能让儿子跟着受委屈。
可现在，她连余文国人在哪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心里的那份慌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她拿起桌上那份几天前的《小城晚报》，之前只是草草扫了几眼，现在重新翻看起来。
头版就是县里召开廉政工作会议的新闻，那几个加粗的黑体字看得她心里一阵阵发紧。
手指有些颤抖地翻到第二版，“严查工程领域腐败，深挖利益链条”那几个加大加粗的字，像烧红的针一样，狠狠扎进她的眼睛里。
她记得余文国最近就是在忙什么土地整治项目的事，前段时间还提过一嘴，说项目快验收了，等忙完这阵就能好好歇几天，带她和儿子去市里新开的游乐场玩玩。
看到这新闻，她心里“咯噔”一下，不会……不会是文国负责的项目出什么问题了吧？
手机突然“嗡嗡”震动起来，孙秀莲心里一紧，赶紧抓起来看，屏幕上跳动的却是个完全陌生的号码。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以为是推销或者诈骗电话，结果对面只说了句“积分兑换”就挂了。
她失望地把手机扔回桌上，空欢喜一场。
早上幼儿园张老师打来的未接来电，她到现在都没敢回过去。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
她怕张老师说小辉在学校哭闹了，怕张老师又提下学期学费的事，更怕张老师顺口问起“小辉爸爸最近忙什么呢？”。
在这座小城里，时间是2012年，儿子上的那家普通幼儿园，每月学费三百八，加上每天的伙食费杂费，一个月稳稳超过五百块。
余文国在国土局上班，听着是挺光鲜，实际上每月五号发工资，上个月打到卡里的是两千七百三十五块，她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不多。
交完房租六百，水电费又扣了一百二，给儿子买了双夏天穿的凉鞋花了八十，剩下的钱她用个旧信封装着，小心翼翼地藏在床板底下。
昨晚睡不着，她拿出来数了一遍，大大小小的票子加起来，还剩三百六十二块。
她弯腰，费劲地从床底下拖出那个铁皮饼干盒子，盒子是以前装钙奶饼干的，年头久了，上面的字和图案都磨得看不清楚了。
里面放着儿子的疫苗本、出生证明，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缴费单子。
她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抽出那张幼儿园发的秋季学期学费通知单。
白纸黑字写着，九月一日前要交齐一千二百块，下面盖着幼儿园红色的财务章。
还有一个多月就到九月了，这一千二百块要是凑不齐，儿子下学期可怎么上学？
余文国要是再不回来，不把钱拿回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难道要去跟娘家开口？她丢不起那个人。
她把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通知单紧紧攥在手里，手指无意识地在“一千二百元”那几个打印出来的数字上反复摩挲，都快把纸给蹭破了。
想起余文国以前总跟她说，会让她和儿子过上好日子，住大房子，不用再为钱发愁。
可现在呢？日子过得紧巴巴，算计着每一分钱，连儿子下学期的学费都快交不起了。
她走到窗边，下意识地往下看，楼底下那个报刊亭的老板老李，正拿着一块脏抹布，慢悠悠地擦着冰柜外面的灰尘。
昨天她路过报亭买盐的时候，好像听见老李跟一个买烟的人闲聊，说什么国土局好像抓了人，就是搞土地项目那几个，油水足得很……当时她心里一慌，没敢细听，赶紧低着头快步走开了。
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老李说的，会不会……就是指文国他们？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就赶紧用力摇头，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
余文国那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在单位兢兢业业的，怎么会出事？
可心里的那股子慌劲儿，怎么压都压不住。
她又想起余文国前阵子好像无意中抱怨过，说他们项目上有几个同事不太对劲，好像在背地里偷偷搞什么小动作，拿不该拿的钱。
当时她正忙着收拾碗筷，就没往心里去，还让他别多管闲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别得罪人。
现在把这些细节串起来想想，会不会是那些人出了问题，然后把文国也给牵连进去了？
她越想脑子越乱，像塞进了一团被猫咪抓过的毛线，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突然，刺耳的门铃声响了起来，“叮咚——叮咚——”，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突兀，吓了她一大跳。
孙秀莲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扑通扑通狂跳起来。
难道是……难道是文国回来了？他忘带钥匙了？
她几乎是扑到门口，踮起脚尖，紧张地透过那个小小的猫眼往外看。
门外站着的，并不是她期盼的丈夫，而是一个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完全陌生的年轻男子，表情严肃。
“谁啊？”她隔着门板，警惕地问，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
“请问是孙秀莲女士吗？”
门外的男声听起来很正式，没什么感情色彩，“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有些关于你丈夫余文国同志的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开门配合我们的工作。”
孙秀莲的手一抖，握在手里的手机再次“啪嗒”一声，滑落在地板上，屏幕瞬间裂开了几道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