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递给乔治的那块烤地瓜，是他在前一日傍晚返回营地时特意带上的。在河岸高地的潜伏哨位坚守的几天里，这便是他果腹的干粮之一。地瓜早已凉透，外皮失去了刚出炉时的焦脆，内里温润软糯的口感也变得有些板结，甜香也不如新鲜时那般热烈扑鼻。
然而，这丝毫未减乔治品尝时的惊喜。这地瓜的品种，本就是经过现代农业精育的优质烤薯种，糖分含量远非这个时代任何天然的根茎作物所能比拟。尽管经过两三代的自然繁育，其性状已有微小的退化，甜度与口感比最初有所衰减，但那份积淀在薯肉中的、近乎奢侈的甘甜，依旧浓稠得化不开。
对于乔治而言，这简直是颠覆认知的味觉体验。他过去人生中所熟悉的甜味，最多来自于稀有的蜂蜜、偶尔觅得的野果或价格昂贵的西亚蜜枣，无不带着粗粝的自然风味或发酵感。而这地瓜的甜，是如此纯粹、温厚、绵密，几乎带着某种“不自然”的完美，瞬间征服了他的味蕾。
“这……这真是……”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只能又咬下一大口，细细咀嚼，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每一次与这些赛里斯人的接触，似乎都能刷新他对“好东西”的认知上限——先是精良的铁器，如今又是这神奇的“金薯”。他们对物质的创造与改造能力，深不可测。
“味道真好，但此地不宜久留。”约翰警惕地望了一眼河湾方向，尽管船只已被完美隐藏，“走吧，哥，先随我回营地。两位杨先生定然已在等候了。营地里变化不小，你正好可以亲眼看看。”
乔治却摆手示意他稍等，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别急，约翰。上次小杨先生托我留意的事，我可没忘。”他转身朝向货船，提高了些声调招呼道：“汉斯！带着你的家人下来吧！”
应声从船舱里走下来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子看上去二十出头，名叫汉斯，身材瘦高但有些佝偻，穿着打满补丁的粗麻衣，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他的妻子同样年轻，名叫格尔达，紧紧攥着丈夫的衣角，怀里抱着一个看起来约莫三、四岁的小女孩，另一只手则牵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男孩。
两个孩子都异常瘦小，头发是缺乏营养的枯黄色，稀疏干燥如秋日野草。他们的小脸蜡黄，眼睛显得格外大，却缺乏孩童应有的灵动光彩，只是怯生生地躲在父母身后，好奇又恐惧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和约翰这位健壮的陌生人。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他们的实际年龄难以准确判断。
“这是从哪里寻来的人家？”乔治打量着眼前这一家四口，语气中带着几分探究。这对年轻夫妇虽然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但神态中却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沉静，与那些因恐惧而瑟缩、因绝望而麻木的流民截然不同。他们的目光里没有常见的谗媚与惶恐，反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坦然，甚至是一丝残存的、属于自由民的矜持。乔治见识过太多被苦难碾碎了脊梁的农奴，初到陌生之地无不战战兢兢，而这二人的镇定，反倒让他心生好奇。当然，长期的贫困依旧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四口人都瘦得惊人，皮肤缺乏光泽，孩子们的头发干枯如草，显然是经年累月营养不良的结果。
“是在巴塞尔城碰上的，”乔治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对约翰解释道，“说起来也是可怜人。听说他们原本在阿尔萨斯那边的家乡，不知怎么得罪了当地的教区神父……具体缘由他们不肯细说，但你也知道，一旦被神父视为眼中钉，那就再无宁日了。他们在老家活不下去，只能一路逃难到了巴塞尔。”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对正轻声安抚孩子的夫妇，继续道：“可到了巴塞尔又能怎样？他们一无所有，连个保人都找不到。更要命的是，教会的关系网络盘根错节，巴塞尔的神父迟早也会从往来书信或布道交流中，得知他们‘冒犯神职人员’的前科。到那时，等待他们的绝不会是收留，只怕是更严厉的驱逐甚至惩罚。我看见他们时，他们几乎已经走投无路了。”
“所以你就把他们带来了？”约翰问道，心中已明白了大半。
在这个时代，教会的阴影虽尚未达到后世那般无孔不入、令人窒息的程度，但在法兰克与北意大利这些核心基督教区域，其影响力已然根深蒂固。得罪一位领主，或许还能逃到另一位领主的土地上苟活；但若开罪了代表上帝意志的神职人员，几乎就等于在精神与现实的双重世界里被宣判了死刑。神父们通过定期的宗教会议、频繁的信件往来以及遍布各地的修道院，构建起一张庞大而高效的信息网络。一个被某地神父标记为“罪人”或“异端”的家庭，其恶名会如同瘟疫般迅速传遍周边地区的教会，使他们无论逃到哪里，都会遭到猜忌、排斥和迫害，几乎找不到愿意接纳他们的社区。
“是啊，”乔治点了点头，语气变得务实起来，“我一看这情形，就想到了你们这儿。你们这里天高皇帝远，杨先生们看样子也根本不在乎什么本地神父的喜恶。我跟他们说了，要去的地方与世隔绝，主人强大又开明，只在乎人是否勤劳肯干，绝不会理会外面的那些教会是非。他们一听，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是流亡的下一站，而是能隔绝过去一切麻烦、真正重新开始的避难所和希望之地。所以你看，他们虽然虚弱，但眼里有光，因为他们是怀着期盼来的。”
约翰听闻这一家四口的遭遇，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同情。他早已看透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神父们贪婪狡诈的本性——他们口口声声宣扬着主的仁爱，行的却是横征暴敛、欺压良善的勾当。他在这家人沉默而隐忍的神情中，仿佛看到了无数在教会阴影下艰难求生的普通人的缩影。
一行人穿过茂密的林间小径，很快便抵达了杨家营地。甫一进入林间空地，乔治的目光立刻就被那几座崭新的石木结构房屋吸引住了。四栋建筑错落有致，其中最宏大的自然是杨家的主屋，另外三栋稍小的则分属约翰夫妇、萨克森姐弟（埃尔克与弗里茨）以及其余的埃里克三人。它们的建筑风格明显迥异于乔治所熟悉的任何欧陆样式——线条更简洁，结构看起来却异常坚固，屋顶的倾角也经过巧妙计算，显然是为了应对阿尔卑斯山麓的雨雪。
然而，最让乔治感到新奇的不是房屋本身，而是每一栋屋舍后面，都用低矮但结实的木栅栏规整地围起了一小片土地。他好奇地指着那片空地问身旁的杨亮：“小杨先生，这些围起来的土地是作何用途？看起来不像是随意荒废的。”
杨亮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解释道：“那是我们规划给每家每户的自留菜地。”他的语气带着一种清晰的规划感，“这片土地，从栅栏之内，就归属于对应的这栋房子。住户可以依据自家的喜好和需求，在里面种植些日常食用的蔬菜，比如洋葱、卷心菜、豆子或者胡萝卜。这样既能补充餐桌，也能让他们有些属于自己的产出。”
乔治立刻领悟了这其中的深意。这绝非这个时代常见的农奴制或集体劳作模式，而是一种蕴含着激励与归属感的制度设计。它意味着，住在房子里的人，不仅仅是为庄园主劳作的双手，更是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了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和经营自主权。尽管收成的大部分可能仍需上缴或以某种形式分配，但这块小小的土地，却象征着一份超越生存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投资。
“至于这些房子，”杨亮继续说着，目光扫过那三栋新石屋，“在法理和实际归属上，现在就是分配给约翰、埃尔克他们使用的。虽然眼下还没有那份写在羊皮纸上、盖着火漆印章的正式地契文书，”他坦诚地说道，“但我们杨家在心里就是这么认定的，未来也会正式确认这一点。只要他们还是营地的一员，尽心尽力，这房子就是他们的家。”
这一承诺的重重，乔治心知肚明。在中世纪欧洲，土地和房产的归属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封建义务和人身依附关系。杨家做出的这种承诺，打破了传统的领主-附庸模式，赋予劳动者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而这一切，目前仅建立在杨家“一诺千金”的信誉之上。令人惊叹的是，无论是约翰、埃尔克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杨家人是如何一步步将承诺变为现实——从提供庇护、分配工具，到如今建造坚固的房屋、分配菜地。杨家的信誉，早已通过无数件落到实处的事情，铸就成了比任何羊皮纸契约都更加坚固的基石。
乔治看着那些被精心打理、等待播种的菜畦，又看了看那些坚固温暖的崭新石屋，心中豁然开朗。他终于明白，这个隐藏在森林深处的赛里斯庄园，所兜售的并不仅仅是精良的铁器和神奇的作物，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充满希望的生活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流民而言，远比任何金银都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而那三栋新落成的石屋，其布局更是暗含匠心。它们并非随意散布，而是并排紧密相连，形成一道整齐的弧线，与杨家那座更为宏伟的主体建筑遥遥相对。这四栋建筑并非平行而立，而是巧妙地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夹角，如同张开的手臂，将主屋门前那片极为开阔的空地温柔地环抱其中。
这片被围合出来的空地，是营地内罕有的、未被开垦为农田的大型平整区域，此刻正承担着多种临时职能。中央矗立着一个由粗大原木和滑轮组构成的简易吊装三脚架，那是建房时用来搬运巨石梁柱的器械，暂时还未拆除。空地的一角堆放着整齐的木材，另一侧则有几个以稻草和木杆搭设的简易棚架——这些棚子在夏季用来阴干采集来的浆果和草药，以防暴晒失去风味。而在秋收时节，顶棚会被移除，露出下面的木架，成为晾晒小麦和亚麻的最佳场地，确保珍贵的粮食能够迅速脱水，安全入仓。
杨亮陪同乔治走过时，特意指向这片区域，阐述着未来的规划：“这片空地，我们打算用凿平的石板把它彻底铺砌起来，打造一个真正的中心广场。”他的目光似乎已经穿透了眼前的杂乱，看到了未来的景象，“如果，我说如果，我们的营地真有幸能一步步发展成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小镇，那么这里就是它的心脏。人们可以在这里集会，商讨事务，举办庆典，或者让孩子们安全地玩耍。它必须足够开阔，能容纳下所有人。”
当然，他也务实地说：“不过这都还是未来的蓝图，眼下，它还得先当好我们的晾晒场和堆料区。”
更让乔治感到惊异的，是建筑之间那已然成型的道路系统。在那四栋主要建筑之间，已经用从河滩捡来的扁平鹅卵石和开采石料时产生的碎块，铺设出了清晰、平整的小径。即使是在阿尔卑斯山多雨的秋季，人们也不必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中往来穿梭，鞋履和裤脚能保持难得的干爽。
而这碎石路的网络，远不止于连接房屋。乔治注意到，几条同样材质的小径，如同血管般从这片居住核心区延伸出去，一条通向波光粼粼的河畔取水点，一条通往炊烟袅袅的公共厨房和烤炉区，另一条则指向远处传来规律敲打声的铁匠工棚和水车方向。每一条小路都标志着目的地的重要性与使用频率，体现着一种超越当下、着眼长远的规划意志。
这种前所未有的空间秩序感，让乔治深刻意识到，他所踏入的绝不是一个满足于生存的临时避难所，或一个混乱的拓荒营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丈量，每一种功能都被预先安排。从房屋的定位、广场的预留，到这初具雏形的道路网络，一切都在无声而有力地宣告：一个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独特文化内核和清晰发展蓝图的微型城镇，正在这片曾被遗忘的森林深处，顽强地破土而生，坚定地迈出了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