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在叫，山在听（五）
桑植山坳里的春天，湿冷依旧盘桓不去。王灵芝伏在教室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办公桌前批改作业，胃里毫无征兆地翻江倒海起来。一股强烈的酸腐气直冲喉咙，她猛地捂住嘴，冲出门外，扶着冰凉的土墙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只有胆汁的苦涩在口腔弥漫。山风卷着寒意灌进单薄的衣领，激得她一阵寒颤。这种突如其来的不适，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些天，迟钝如她，也终于后知后觉地捕捉到了身体里那个悄然变化的信号。
晚上，她蜷缩在冰冷的被子里，借着煤油灯昏黄摇曳的光，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李建国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嘈杂背景音——猪的嚎叫、砍刀剁骨的闷响、尖锐的讨价还价声。
“喂？灵芝？”李建国的声音穿透那片混乱，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建国……”王灵芝的声音有些发紧，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冰冷的被角，“我……我好像……有了。”
电话那头，所有的噪音仿佛瞬间被抽离了。只有电流微弱的滋滋声，和一片突兀的、令人心慌的死寂。过了好几秒，李建国嘶哑的声音才重新响起，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被巨大冲击撞懵的恍惚：“……有……有了？真的？”紧接着，巨大的狂喜像迟来的潮水，猛地冲垮了那短暂的空白，“真的？！灵芝！我要当爹了？！哈哈！我要当爹了！”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在嘈杂的背景里显得异常响亮，甚至盖过了案板上的剁肉声。
然而，那狂喜只持续了短短几秒。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骤然扼住喉咙，李建国的笑声戛然而止。电话里，只剩下他陡然变得粗重而压抑的喘息。隔着几百里的电波，王灵芝几乎能清晰地“看见”他脸上笑容瞬间凝固、褪去，被一种巨大的、沉甸甸的现实压力所取代的模样。
“……好……真好……”他再次开口，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吐得异常艰难，“你……你一个人……在山里……咋办？”巨大的担忧和无力感，像冰冷的铁钳，死死扼住了他刚才那一瞬间喷薄的喜悦。宁乡肉摊的腥膻气味、桑植教室的漏雨寒风、那笔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债务……所有冰冷的现实图景，瞬间挤占了初为人父的激动空间。
王灵芝的心沉了沉，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我没事。能行。”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就是……就是学校这边……”
“学校！那破房子！”李建国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被点燃的焦灼和后怕，“不行！绝对不行！灵芝，你听我的，马上请假！回宁乡！不，不行，宁乡家里现在也……”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语无伦次，猛地刹住话头，声音里充满了痛苦的挣扎，“……请假！对，先请假！回你娘家？或者……或者……”他急急地想着办法，却发现自己能提供的“或者”如此苍白无力。
“我知道。”王灵芝打断他，声音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坦然，“我会跟乡中心校打报告请假。就在学校待着吧，清静。还有石头他们几个孩子呢。”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只有她自己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时，心底那片荒芜的冰凉。
电话那头，李建国沉默了。只有粗重的、带着浓浓鼻音的呼吸声，一下，又一下，沉重地敲打着王灵芝的耳膜，也敲打着她早已疲惫不堪的心。过了许久，他才像用尽了全身力气，挤出一句：“……好。等我……等我把这边……弄顺点……”后面的话，消散在了一片嘈杂的背景噪音里。那个“弄顺点”，渺茫得像山间的晨雾。
请假报告批得很快。当王灵芝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行动日渐不便时，李建国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刻满风霜沟壑的山里老太太，背着鼓鼓囊囊的大包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桑植这间孤零零的山村小学。她带来了成筐的土鸡蛋，晒干的山野菜，还有一床厚实暄软的新棉被。老太太话不多，只是用那双粗糙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默默地把王灵芝那间简陋的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炉火烧得旺旺的，又用山泉水和草药熬了浓浓的汤，逼着她喝下去。
“娘，您别忙了……”王灵芝看着婆婆佝偻着腰在狭窄的屋里转来转去，心里既温暖又酸涩。
“不忙不忙，你歇着。”老太太头也不抬，麻利地搓洗着王灵芝换下的衣服，“建国那小子……唉！”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浑浊的老眼里满是心疼和无奈，“苦了你了，灵芝。娘在这儿，你安心生娃。”
婆婆的到来，像一块粗糙却厚实的棉布，暂时堵住了生活凛冽的寒风。她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学着用王灵芝的旧课本，磕磕绊绊地给石头那几个还没走的孩子辅导作业。日子在柴米油盐和日渐沉重的胎动中缓慢流淌。王灵芝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腹部，感受着里面那个小生命有力的踢打，一种混合着期待与巨大隐忧的复杂情绪，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的心。窗外的山风依旧呼啸，吹过那间依旧破败、全靠油毡和木头顶着、在风雨中飘摇的教室。
李建国再次出现在桑植，是在王灵芝即将临盆的前几天。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身后跟着一辆沾满泥浆、漆皮斑驳、开起来浑身零件都在呻吟的二手旧面包车。车子吭哧吭哧地停在操场边上，像个苟延残喘的老牛。
“灵芝！娘！”李建国跳下车，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久违的、带着狠劲儿的亮光。他几步冲进宿舍，目光急切地落在妻子巨大的肚子上，又看向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
“回来了？”王灵芝靠在床头，声音有些虚弱。
“嗯！回来了！”李建国搓着手，显得有些激动，“这车，刚盘下来的！花了点钱，但值！”他拍了拍身上同样沾着油污的旧夹克，“跟几个老伙计搭上了线，以后专门给县城几个大点的饭店送肉！定点，量稳！比在市场摆摊跟人抢强！钱……钱能多挣点，也稳当点！”他语速很快，像是要急切地证明什么，证明自己还没有被彻底打倒，证明他还能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王灵芝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看着他眼中那簇拼命燃烧、试图驱散阴霾的火苗，再看看窗外那辆破旧却承载着他新希望的面包车，心头百味杂陈。她张了张嘴，想说路上小心，想说别太累，最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嗯，挺好。”
几天后，在桑植县医院简陋却干净的产房里，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撕裂了黎明前的寂静。是个男孩，红通通，皱巴巴，像只刚出生的小猴子，却有着惊人的力气。王灵芝疲惫不堪地躺在产床上，汗水浸透了头发，看着护士将那个挥舞着小拳头、闭着眼睛哇哇大哭的小生命抱到她眼前。一种难以言喻的、混杂着剧痛后的虚脱和汹涌母爱的洪流，瞬间淹没了她所有的知觉。她伸出颤抖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婴儿温热娇嫩的脸颊，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夺眶而出。
李建国守在产房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当那声嘹亮的啼哭传出来时，他高大的身躯猛地一震，像根紧绷的弦突然松弛，整个人顺着冰凉的墙壁滑坐在地上。他把脸深深埋进粗糙的手掌里，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抖动起来。没有声音，只有滚烫的液体从指缝间汹涌渗出，砸落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这泪水里，有初为人父的狂喜，有对妻子劫后余生的后怕，更有一种积压了太久太久的、无法言说的委屈、压力和终于得以宣泄的脆弱。
儿子的到来，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短暂地激起了李家生活的涟漪。李建国给儿子取名“李念安”，笨拙又珍重地抱着那团柔软的小生命，脸上的笑容是久违的、带着点傻气的纯粹。婆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整天围着孙子转，哼着不成调的古老山歌。
王灵芝坐月子的日子，是在婆婆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新生命带来的琐碎忙乱中度过的。她奶水不足，儿子常常饿得哇哇大哭。婆婆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用带来的小炭炉熬浓浓的米油，一勺一勺，耐心地喂进孙子的小嘴里。小念安倒也皮实，在奶奶粗糙的怀抱和米油的滋养下，一天天褪去红皱，变得白胖起来。
就在王灵芝身体渐渐恢复，开始盘算着重返讲台时，桑植的山坳里，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那条通往山村小学的、曾经泥泞不堪、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小道上。推土机和压路机的轰鸣声昼夜不息，黄尘漫天。没过多久，一条平整宽阔、能容卡车通行的水泥路，如同一条灰白色的带子，硬生生嵌入了莽莽苍苍的绿色山体，蜿蜒着，一直通到了学校破败的操场上。
紧接着，更多的工程机械开了进来。在王灵芝和婆婆惊愕的目光中，那间她们无数次修补、无数次担忧它会垮塌的破旧教室，连同旁边的土坯宿舍，被轰鸣的挖掘机毫不留情地推倒、铲平。飞扬的尘土尚未落定，打桩机沉闷的巨响便震撼了整个山谷。钢筋水泥的骨架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取代了朽烂的木头和泥墙。
新的校舍漂亮得近乎不真实。两层的小楼，贴着光洁的白色瓷砖，窗户宽大明亮，装着崭新的蓝色玻璃。教室里不再是坑洼的泥地，而是光滑的水磨石地面，刷着淡绿色油漆的墙壁，还配备了崭新的课桌椅，甚至有一块王灵芝只在乡中心校见过的、真正的磁性黑板。操场上铺了水泥，立起了崭新的篮球架和单双杠。厕所也不再是臭气熏天的旱厕，而是贴了瓷砖、装了冲水设备的“卫生厕所”。学校门口，立起了一块醒目的石碑，上面刻着鲜红的字：“xx村小对口扶贫援建项目”。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如同梦境。王灵芝抱着襁褓中的小念安，站在崭新的、散发着油漆和水泥味道的校园里，恍如隔世。阳光照在洁白的瓷砖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她看着眼前这所设施完备、甚至称得上“现代化”的崭新学校，再看看怀里懵懂无知、咿咿呀呀的儿子，心头涌上的，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冰凉的荒诞感。
新学期开学那天，王灵芝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干净衣服，抱着儿子，和婆婆一起，早早来到了崭新的教室。她特意把儿子的小摇床放在了教室后面的角落。婆婆坐在摇床边，一边轻轻晃着孙子，一边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
时间一点点过去。宽敞明亮、能容纳三十个孩子的新教室里，只有稀疏的脚步声响起。
石头来了，他长高了些，依旧沉默寡言。
二妞来了，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
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叫大丫小丫，怯生生地躲在门后张望。
四个。只有四个孩子。
王灵芝站在崭新的讲台前，讲台光滑得能照出她有些苍白的面容。台下，四张小小的课桌，像四颗散落的棋子，孤零零地摆放在空旷得能听见回声的教室里。阳光透过崭新的大玻璃窗，在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漂浮着细微的尘埃。
她拿起一支崭新的粉笔，粉笔是洁白的，带着好闻的石膏味。她在同样崭新、漆黑光滑的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粉笔划过板面，发出清脆而响亮的“嗒、嗒”声，在寂静得可怕的教室里被无限放大，清晰地撞在四壁光洁的瓷砖上，又反弹回来，形成空洞的回响。
“同学们，”王灵芝的声音响起，努力保持着平稳，却依旧被这过分的空旷吸走了几分底气，“翻开课本……第一课。”
讲台下，四颗小脑袋抬了起来，四双清澈的眼睛望向她，带着山野孩子特有的懵懂和对老师本能的依赖。王灵芝的目光缓缓扫过他们，扫过儿子在摇床里挥舞的小手，扫过婆婆低垂花白的头颅，最后，落在窗外那条崭新的、蜿蜒消失在山外的水泥路上。
那条路，像一条脐带，终于将这个封闭的山坳与外面的世界紧紧相连。它带来了崭新的校舍，带来了扶贫的标识，也带走了几乎所有能走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这所耗费巨资、设施完备的崭新学校，像一个华丽而寂寞的舞台。而她，是这舞台上唯一的演员，对着四个小小的观众，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继续上演着一场无人喝彩、却无法落幕的独幕剧。
那清脆的“嗒、嗒”声，是她敲响的钟声，为一个正在急速消逝的山村童年时代，也为她自己那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充满错位与坚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