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融合，重道轻器”的国策虽定，但宋徽宗与朝中重臣深知，过于安逸的内部环境，长久以往必将消磨民气，与那旨在磨练意志、契合能量网的深层目标背道而驰。尤其是融合了铁木真那股不安分的“英雄气”之后，一种开拓与征服的本能，仍在帝国血脉中隐隐鼓荡。于是，一项与“限制科技”看似相悖，实则意在锤炼精神的政策应运而生：大力鼓励，乃至以政策驱动百姓向地广人稀、环境艰苦的西北地区迁徙、开荒，建立新的城市。
诏书以充满诱惑与使命感的口吻颁布：“西北之地，广袤无垠，沃野千里，待英雄儿女执耒而开！凡愿徙边者，授田倍于内地，永免三代赋税！能聚民成邑，开辟新城者，首领授世袭官职，名载史册！此非徒为谋生，实乃为国家拓土固疆，为子孙开万世基业！”
一、 西出阳关的洪流
政策一出，结合着中原地区日益加剧的人地矛盾，立刻在帝国内部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求生者的希望：无数失去土地或难以维生的贫苦农民，看着那“倍田”、“免赋”的承诺，眼中燃起了希望。他们收拾起简陋的家当，推着独轮车，告别故土，组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如同决堤的洪水，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着传说中“风吹石头跑，遍地是黄金”的西北艰难进发。
冒险家的乐园：一些在内地郁郁不得志的士子、破落商户、乃至渴望凭借军功之外途径获取地位的归化族人，也将此视为跨越阶层的捷径。他们带着微薄的资本、一腔热血或精明的算计，加入了迁徙的队伍，梦想着在荒野中成为一方城主或商业巨贾。
罪徒与浪人的救赎：朝廷亦将大量非重刑犯的囚徒、以及海东省那些依旧“难以管教”的浪人武士，编为“屯垦营”，发配西北，许以“垦荒赎罪，立功授田”。对他们而言，西北既是牢笼，也是一线生机。
二、 血汗铸就的边城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极其骨感。等待这些开拓者的，绝非诏书中所描绘的田园牧歌。
严酷的自然环境：西北的戈壁与荒漠，昼夜温差极大，水源稀缺，狂风卷着砂石能剥掉树皮。初来者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挑战。挖掘深井往往十井九枯，找到的水源也多为苦咸。毒辣的日头与骤降的寒夜，轻易便能夺走体弱者的生命。最初的定居点周围，新坟累累。
匮乏的资源与技术限制：朝廷虽承诺支持，但限于“重道轻器”的国策，提供的工具多为传统农具，先进的工程机械与水利技术被严格管控。开垦坚硬的土地、修建引水渠，几乎全靠人力与畜力，进度缓慢，伤亡频发。
冲突与融合的阵痛：西北并非无主之地，散居着诸多游牧部落与西域小国的边民。宋移民的到来，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在水源、草场、土地上发生激烈冲突。小规模的械斗、偷袭时有发生。同时，来自天南地北、不同族群的移民之间，也因习俗、利益纠纷而矛盾不断。
然而，正是在这种极端艰苦与混乱之中，一些坚韧的种子开始萌芽。
在祁连山脚下，一条被命名为“赤水”的河流旁，由一位原梁山小头目出身的“屯垦使”带领，数千移民与罪徒，用了三年时间，死伤近三成，硬是靠着手挖肩挑，修建起了一道简陋却坚固的土城，并开垦出万亩依靠简陋坎儿井灌溉的良田。此城被命名为“定西堡”，成为了西北边疆第一个稳固的宋人据点。
在更西的哈密力（今哈密）附近，一群由中原商人、归化党项人、甚至少数自愿前来的倭人武士组成的开拓团，凭借灵活的手腕与必要的武力，一边与当地畏兀儿人贸易、通婚，一边构筑寨垒，逐渐站稳脚跟，形成了“哈密力商屯”的独特模式。
三、 意志的磨练与能量的回响
这些在血与汗、风与沙中挣扎求存、建立新家园的移民，他们的精神面貌与内地民众截然不同。少了几分文弱与精致，多了十分的坚韧、剽悍与务实。他们的信仰也更为质朴，往往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对“天地”（天理教的变体）的虔诚祈求，或是对带领他们活下来的首领的绝对信服。
坐镇汴京的刘混康，能清晰地感受到，从西北方向，一股股虽然微弱却极其坚韧、充满求生与开拓意志的精神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汇入“无无能量网”。这些力量，不同于铁木真那霸道雄烈的英雄气，更像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顽强与野性，使得能量网中的深红真罡，在雄浑之外，更添了几分不屈不挠的底色。
朱熹在听闻定西堡等地的艰难创业后，亦对门生感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今观西北移民，可知矣。安逸丧志，艰困励精。此辈于风沙血火中磨砺而出者，其心性之坚，或更契‘诚’道之本义。”
当然，开拓之路远非一片光明。资源的匮乏、内部的纷争、以及与当地原住民的长期摩擦，都使得这些新生的据点如同风中之烛，随时可能熄灭。朝廷的援助时而及时，时而迟缓，更多时候，他们需要靠自己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但无论如何，一股蕴含着野性与生机的洪流，已经不可逆转地注入了大宋的西北边疆。这些用血汗铸就的边城与垦区，不仅在地图上拓展着帝国的版图，更在精神层面上，为这个试图融合百族、探寻天道的庞大帝国，注入了一剂强效的“苦药”，磨练着它的筋骨，也考验着它“重道轻器”国策在极端环境下的韧性。西部的天空下，一个新的、充满苦难与希望的传奇，正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