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宸殿里坐须臾，金殿阶前血溅裾。
八月龙袍如借得，一杯鸩酒送残躯。
权臣剑上功名易，少主心中丘壑虚。
莫道天家多富贵，从来高处是危途。
北魏正平二年（452年）的夏天，平城（今山西大同）的皇宫里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就像公司老板突然猝死，高管们关起门来商量谁当接班人，只不过这里的“公司”是北魏王朝，“高管”手里拿的不是业绩报表，是真刀真枪。
前老板是太武帝拓跋焘，这位爷是个狠角色，一辈子打打杀杀，把柔然揍得找不着北，还搞了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史载“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释老志》）。但狠人也有软肋，晚年疑心病重得像得了妄想症，被宦官宗爱忽悠着杀了太子拓跋晃。等回过神来，老爷子又后悔又愤怒，天天对着宗爱吹胡子瞪眼。
宗爱这哥们儿，相当于办公室里那种靠拍马屁上位的小人，平时耀武扬威，真遇到老板翻脸，腿肚子比谁转得都快。眼看太武帝要收拾自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夜弑帝于永安宫”（《魏书·宗爱传》）。杀了皇帝，宗爱瞬间慌了——这事儿就像偷偷删了老板电脑里的重要文件，瞒是瞒不住的，得赶紧找个背锅侠，哦不，是找个新老板。
按规矩，太子没了，该从太武帝的儿子里挑。当时有个叫拓跋翰的秦王，人狠话不多，颇有乃父之风，大臣们都觉得他合适。但宗爱不这么想：拓跋翰要是上台，凭他那脾气，不得把自己扒层皮？他眼珠一转，盯上了另一个候选人——南安王拓跋余。
拓跋余是太武帝的小儿子，平时没什么存在感，史载“少无才艺，性好酣饮，畋猎不已”（《魏书·南安王余传》），翻译过来就是：这人没啥本事，就爱喝酒打猎，活脱脱一个纨绔子弟。宗爱觉得这小子好拿捏，就像选实习生当部门经理，自己能幕后操控。
于是，宗爱连夜搞了场“闪电政变”：假传皇后诏令，把大臣们骗进宫，然后让自己的人“持兵入，收翰等，斩之禁中”（《资治通鉴·宋纪八》）。搞定了竞争对手，拓跋余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皇位，史称“南安王”。登基那天，他估计还没从宿醉中醒透，穿着龙袍站在太极殿上，腿肚子直打颤——这哪是当皇帝，分明是被架上了烧烤架。
拓跋余当上皇帝后，很快发现这活儿不好干——权力这东西，就像共享单车，看着是自己在骑，其实钥匙在别人手里。宗爱仗着拥立之功，“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魏书·宗爱传》），活脱脱把皇宫当成了自己的私人会所，拓跋余成了个盖章工具人。
按说正常人这时候该琢磨夺权了，但拓跋余不。他的生存哲学很简单：你掌权，我享乐，咱俩互不干涉。史书记载他“日夜酣饮，声乐不绝”，还特别喜欢打猎，“一猎旬日，又游畋无度”（《魏书·南安王余传》）。有时候打猎太投入，连国家大事都不管，大臣们急得跳脚，他却像没听见似的。
为了稳住宗爱，拓跋余也是下了血本。刚登基就“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资治通鉴·宋纪八》），把军政大权全塞给了宗爱，相当于把整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全给了一个外人。他还觉得不够，又“发府藏以赐群下，旬月之间，府藏虚竭”（《魏书·南安王余传》），把国库当成了自己的钱包，天天给宗爱和他的小弟们发红包，生怕人家不高兴。
有一次，南边的刘宋王朝打了过来，边境告急的文书堆成了山，拓跋余正带着人在猎场上追兔子，接到报告后大手一挥：“急什么？等朕打完这只再说！”气得大臣们直骂娘。后来还是宗爱觉得边境不稳影响自己捞钱，派人去应付了一下，才算没出大乱子。
这时候的拓跋余，就像个拿着高薪却不干活的空降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签字、喝酒、打猎，偶尔还会因为宗爱太嚣张而偷偷抱怨几句。史载他“内不自安，疑爱将谋变”（《资治通鉴·宋纪八》），但也就仅限于怀疑，没什么实际行动——毕竟，跟宗爱翻脸，他连打猎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拓跋余大概忘了，宗爱能杀太武帝，就能杀他这个临时工。随着时间推移，宗爱觉得这个傀儡越来越碍眼：拓跋余虽然窝囊，但毕竟是皇帝，有时候喝多了也会说几句“你别太过分”的醉话，而且大臣们对宗爱的不满也越来越多，总有人暗示拓跋余该“亲政”了。
宗爱这人，属于典型的“做贼心虚”型人格，他觉得拓跋余早晚要跟自己翻脸，不如先下手为强。北魏永平元年（452年）十月，机会来了。这月月底有个祭祀活动，叫“夕祭”，按规矩皇帝要亲自去太庙。宗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太庙人多眼杂，正好动手。
祭祀那天，拓跋余喝了点小酒，晕乎乎地往太庙走。刚走到西掖门，突然从阴影里窜出几个蒙面人，手里拿着刀，二话不说就朝他扑了过来。拓跋余吓得魂飞魄散，嘴里喊着“宗爱救我”，结果喊了半天没人应——因为这伙人就是宗爱派来的。
史载“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于宫中”（《魏书·南安王余传》），可怜拓跋余，当了八个月皇帝，连龙椅都没坐热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死的时候估计还在想：“说好的一起喝酒打猎呢？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更讽刺的是，他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谥号都没有，《魏书》里只称他“南安王”，就像给商品贴了个“临期处理”的标签。后来还是他的侄子文成帝拓跋濬登基后，才追谥他为“隐王”——“隐”字在谥号里可不是好词，大概是说他这辈子活得不明不白，死得也稀里糊涂。
拓跋余死了，宗爱本想再立个傀儡，但这次大臣们不干了。羽林郎中刘尼、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人密谋：再让宗爱这么折腾下去，北魏就得完犊子。他们决定找个靠谱的继承人——太武帝的长孙，前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
拓跋濬这时候才十三岁，因为爷爷杀了爸爸，他一直活得小心翼翼，没想到天上掉下来个皇位。拥立他的大臣们干得很利落：先骗宗爱说要商量立新皇帝的事，把他骗进宫，然后“执爱、周等，勒兵而入，奉迎皇孙”（《魏书·高宗纪》）。拓跋濬就在一片刀光剑影中，被大臣们扶上了皇位，是为文成帝。
这位少年皇帝一上台，就展现出了和拓跋余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知道当务之急是稳定局面，所以先拿宗爱开刀：“斩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资治通鉴·宋纪八》），手段干净利落，比他叔叔果断多了。处理完宗爱，他又下了道诏书：“自今以后，诸有死罪，皆须案验明白，然后处决”（《魏书·高宗纪》），算是给北魏的严刑峻法降了降温。
文成帝不像太武帝那样爱打仗，也不像拓跋余那样爱胡闹，他更擅长搞“内部建设”。当时因为太武帝灭佛，佛教徒们怨气很大，文成帝一看这不行，不利于团结，就下旨“复佛法”（《魏书·释老志》），允许人们信佛，还修了云冈石窟——现在去大同旅游，还能看到他当年留下的遗产。
他还很懂得体恤老百姓，史载他“减徭役，薄赋税”（《魏书·高宗纪》），遇到灾年就“开仓赈恤”，所以在位期间，北魏没出什么大乱子，老百姓也算过得安稳。有大臣劝他搞点大动作，比如去打柔然或者刘宋，文成帝摇摇头说：“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现在国家刚安定，还是别折腾了。”（大意引自《魏书·高宗纪》）
不过这位皇帝命不太好，年仅二十六岁就去世了，在位十四年。虽然活得不长，但他收拾了拓跋余留下的烂摊子，让北魏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为后来的“孝文汉化”打下了基础，算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魏书》评价他“雅性俭素，不好珍丽，每非时有所用，必约己而止”，算是个正面评价，比他那位只当了八个月皇帝的叔叔强多了。
回头看看拓跋余和文成帝这叔侄俩，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在北魏当皇帝，就像走钢丝，要么像太武帝那样硬刚到底，要么像文成帝那样稳中求进，唯独不能像拓跋余这样当甩手掌柜。
拓跋余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本事，而在于他拎不清自己的位置——他以为当皇帝就是喝酒打猎，却忘了权力场上从来没有“临时工”的说法，要么坐稳位置，要么滚蛋，没有中间选项。他的八个月皇帝生涯，就像一场闹剧，开场荒诞，结尾惨烈，给历史留下了个笑话。
而文成帝的成功，也不在于他多有雄才大略，而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刚上台就清除权臣，稳定人心；然后恢复生产，安抚百姓；最后发展文化，缓和矛盾。说白了，就是不折腾，懂克制，这对于一个刚经历动荡的王朝来说，就足够了。
参考《魏书·释老志》《魏书·高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