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厂领导班子开会讨论推荐名单。果然，竞争激烈。
李主席提出：“三车间江德华的弟弟石小海，成绩特别突出，小学老师多次表扬，还是工会评的学习积极分子。
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参加市一中考试的机会？咱们厂子弟能凭自己本事考上重点中学，也是咱们教育抓得好的体现嘛！”
高主任立刻附和：“我看行！江德华同志本人就是厂里骨干，弟弟也这么争气，应该支持！”
提到石小海的成绩和荣誉，其他人也不好反驳什么“不公平”。
最终，会议决定，给石小海一个参加市一中升学考试的资格。
至于能不能考上，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消息传来，江德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石小海更是兴奋得一夜没睡好。
考试那天，江德华特意给石小海煮了俩鸡蛋，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送他去了设在区里的考点。
等待放榜的日子格外煎熬。当那张大红榜贴出来时，江德华挤在人群里，从上到下急切地寻找着。
终于，在榜单中上游的位置，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石小海！
考上了！真的考上了！
石小海也激动得小脸通红，紧紧回抱着她。
消息传回厂里，职工子弟凭自己本事考上市一中，这在新区还是头一遭！
工会特意贴了红喜报表扬，高主任在车间里连着夸了好几天。江德华走路都带着风。
秋风依旧，但江德华觉得，这个秋天，格外的天高云阔，充满希望。
石小海考上市一中的喜悦过后，一个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了江德华面前——钱。
市一中是寄宿制，虽然学费不高，但住宿费、伙食费、书本费、来回的车费……
林林总总加起来，对她面上点工资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靠着死工资和极致的节省过日子了。她必须想办法开源。
如果开源不行，就说是自己哥哥给自己的…也行吧？
在这个年代，私人做生意是“资本主义尾巴”，被严格禁止。厂里的工作又是“铁饭碗”，不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
想要正大光明地挣外快，几乎不可能。
但江德华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她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周围，寻找一切可能合法合规增加收入的缝隙。
机会首先出现在她的本职工作——缝纫上。
厂里偶尔会接一些对外加工的零活，比如给附近单位定制一批特殊的劳保手套、袖套，或者给幼儿园加工一批小围裙。
这类活计工艺要求高，批量不大，正式车间不太愿意接，往往就落到她们这些辅助车间或者由工会组织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算是给职工搞点“福利”。
报酬通常是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票证或者少量的现金补助。
以前江德华只是按要求完成自己的份额。现在，她开始主动关注这类信息。
一旦有这类任务，她总是第一个报名，并且凭借出色的手艺，每次都能高质量超额完成。
负责分发任务的工会干部对她印象极好，有好事自然也愿意先想着她。几次下来，她攒下了一些肥皂票、火柴票，甚至还有两张珍贵的棉花票。
这些东西自己用不完，就可以悄悄跟急需的工友换点零钱或者鸡蛋之类的实物。
另一个渠道是她的“手艺”。
那次展览会后， 经常会有相熟的女工私下找她：“德华，俺家小子要相亲了，想给他做件体面点的衬衣，俺这手艺拿不出手，你能不能帮帮忙？俺给你布料和线，再给你几个鸡蛋当辛苦费！”
或者：“妹子，俺想给俺婆婆绣个枕头套当寿礼，你帮俺画个花样，教教俺咋绣行不？”
这种私人间的、以物品或少量现金为酬劳的“帮忙”，界限模糊，但普遍存在，只要不过分，厂里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江德华谨慎地把握着分寸。她从不主动招揽，只接受信得过、且确实有需要的人的请求。
收费也极有讲究，绝不收现金，只收等值的鸡蛋、粮票、肥皂等实物，或者帮对方完成一些她不想做的杂活。这样就避免了“投机倒把”的嫌疑，又实实在在地换取了利益。
另外，她偶尔会多做一点自己拿手的吃食，比如一罐喷香的肉酱、几个戗面馒头、或者一饭盒馅料十足的饺子，用干净布包好，“换”给信得过的邻居或工友。
换回来的，可能是一小瓶豆油，也可能是帮石小海补习一次功课（邻居家有上中学的孩子）。
她甚至还打起了“废料”的主意。车间里那些实在无法利用的碎布头、废线轴，以往都是论斤卖给废品站，值不了几个钱。
她发现废品站的人也惫懒，秤上常常做些手脚。她便不再自己去卖，而是攒多了，直接找上门收废品的人，一番讨价还价，每次总能多卖出几分几毛钱。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小收入。
所有这些“经营”，她都做得极其隐蔽和自然，完全融入日常的邻里互助和工作中，“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她还是懂得。
日子就这样在精打细算和默默努力中流过。她的小金库虽然增长缓慢，但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变厚实。
足够支付石小海的学杂费，偶尔还能给他添置一支新钢笔，或者买一本他想要的课外书。
每当她把辛苦攒下的钱和票证仔细收好时，心里便感到无比的踏实和自豪。这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凝结着她的智慧、手艺和汗水。
当然了，她各个经常也给她寄点东西，里面也会有钱，给她贴补生活的。
她嫂子安杰家，可是资本家，在钱财上目前是不缺的。尤其是，她还养着石小海，她哥哥总是觉得她不容易，给她寄东西也勤快。
她说她哥哥经常贴补她，也不算是谎言。
就是多说了那么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