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暮春，汴梁城西的“欧阳书房”里，紫藤花的香气透过半开的窗棂飘进来，与案上的墨香交织成清雅的气息。书房中央的长案上，摊开着两卷诗文——左边是西昆体代表杨亿的《昆陵集》，诗句“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缕金衣”透着靡丽；右边是欧阳修刚写就的《食糟民》草稿，“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场税入岁常优”的字句满是质朴。年过四十的欧阳修，身着素色儒衫，手持毛笔，正与围坐的文人争论，眉宇间满是坚定；赵仲（国子监编修，鬓角已染霜）坐在案侧，手里捧着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文学考》，册页上“后晋天福年间，文人多作艳词，内容空洞，唯求辞藻华丽”的批注，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范仲淹（刚从睦州调任开封府推官）、年轻的苏轼（刚入国子监求学，眼中满是求知欲）围在案旁，目光在两卷诗文间来回移动，气氛热烈却不失庄重。
“杨大年（杨亿字）的诗，辞藻是华丽，可除了描写宫廷享乐，还写了什么？”欧阳修将毛笔重重搁在砚台上，指着《昆陵集》中的诗句，“‘轻寒未放缕金衣’，写的是贵族女子的服饰，百姓连粗布衣服都穿不暖，哪会关心‘缕金衣’？这样的诗文，脱离现实，于世无补，不是治世应有的文学！”
坐在对面的西昆体文人刘筠不服气地反驳：“永叔（欧阳修字）此言差矣！诗文本就是‘吟咏情性’，何必非要写百姓疾苦？五代乱世，文人避祸尚且不及，只能借艳词抒发愁绪；如今大宋太平，写些繁华景象，难道不是好事？”
“五代的艳词，是乱世无奈；如今的靡丽诗文，是治世沉沦！”赵仲突然开口，将《五代文学考》推到案中央，指着其中一段，“诸位请看——后唐同光年间，我父亲赵烈在洛阳，见文人写‘宫娥舞彻霓裳破’，可彼时洛阳粮荒，百姓易子而食，这样的诗文，只会让文人忘了百姓的苦！如今大宋虽太平，可西北有李德明犯边，河北有契丹窥伺，若文人只知吟咏风月，谁来记录民生、警醒朝堂？”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五代文学考》上，册页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纸片，是赵烈当年在幽州抄录的民间歌谣：“契丹来，汉民苦，岁贡多，粮税重”，字迹粗糙却力透纸背。范仲淹拿起纸片，轻声念出，书房里顿时安静下来——这朴素的歌谣，比西昆体的艳词更能触动人心。
“赵编修说得对！”范仲淹放下纸片，目光扫过案上的诗文，“学生在睦州时，见渔民为了交渔税，寒冬腊月还下水捕鱼，便写了《渔家傲·秋思》，虽不及西昆体华丽，却能让朝堂知道渔民的苦。文学若不能‘载道’，不能反映现实，再美的辞藻也是空壳！”
年轻的苏轼凑到案前，指着欧阳修的《食糟民》草稿，眼里满是兴奋：“欧阳先生，您这‘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场税入岁常优’，写的是百姓种糯稻却喝不起酒，只能吃酒糟，这才是真正的诗文！学生之前读西昆体，总觉得隔着一层，读您的诗，却像亲眼看到了田家的苦！”
欧阳修看着苏轼年轻的脸庞，露出欣慰的笑容：“子瞻（苏轼字）能懂，老夫很是欣慰。老夫主张‘文以载道’，不是要文人放弃辞藻，而是要让辞藻为‘道’服务——这‘道’，就是民生疾苦，就是家国天下。五代时，冯道主持刻印九经，不是为了让文人吟风弄月，是为了让文化能‘经世致用’；如今咱们写诗文，也该如此，要让百姓的声音通过诗文传到朝堂，要让后世知道大宋的治世不仅有繁华，还有百姓的辛劳。”
他拿起毛笔，在《食糟民》草稿上添了一句“汝糟糠，汝泥滓，官家利薄私家厚”，笔尖顿了顿，又道：“老夫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官时，见百姓因苛税卖儿鬻女，便写下这诗，就是想让朝廷知道，‘榷场税入’的背后，是百姓的血汗。若文人都能写这样的诗文，朝堂还会忽视民生吗？”
刘筠看着草稿上的诗句，脸色渐渐缓和，他拿起《五代文学考》，翻到“后汉文人李涛作《答弟妇歇后语》，以通俗语言写乱世亲情”的章节，轻声说：“永叔，赵编修，老夫之前确实执着于辞藻，忘了文学的根本。这五代的诗文，虽多靡丽，可李涛的诗，却用通俗语言写尽了乱世苦，这不就是‘文以载道’的雏形吗？”
“正是！”赵仲点头，翻到《五代文学考》的“冯道传”章节，“诸位看这里——冯道在契丹‘打草谷’时，写下‘父遭兵祸子为奴，妻被掳掠夫无家’，没有华丽辞藻，却道尽了汉民的苦难，这样的诗文，才是有力量的。我父亲常说‘乱世的诗文要见血，治世的诗文要见心’，就是希望文人能记住，文学的根在百姓，不在宫廷。”
午后，众人移步到书房外的紫藤花架下，欧阳修命仆人取来新酿的米酒，边饮边谈。苏轼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习作《和子由蚕市》，其中“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的句子，引得众人称赞。范仲淹则谈起睦州的山水，说要写一篇《岳阳楼记》，记录当地百姓的生活，欧阳修当即表示支持：“希文若写，老夫定为你作序，让更多人知道睦州的民生！”
赵仲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起父亲赵烈当年在洛阳的书房——那时的书房简陋，却藏着从战火中抢救的典籍；如今的欧阳书房，文人齐聚，讨论的是“文以载道”，是民生疾苦，这正是父亲毕生期盼的“治世文学”。他举起酒杯，对着欧阳修和众人说道：“老夫敬诸位一杯！我父亲赵烈将军在《五代文学考》的扉页写着‘文学者，乱世之镜，治世之灯’，如今诸位以诗文为灯，照亮民生之路，就是对五代乱世最好的告别，也是对大宋治世最好的守护！”
欧阳修等人纷纷举杯，米酒的醇香里，透着对文学革新的坚定，对民生的关怀。刘筠放下酒杯，郑重地说：“老夫回去后，便整理五代以来的‘务实诗文’，编入《宋文鉴》，让后辈文人知道，文学不仅有风月，还有天下！”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紫藤花在余晖中泛着淡紫色的光。苏轼捧着欧阳修修改过的习作，兴奋地向赵仲请教：“赵编修，您父亲的《五代文学考》里，还有哪些写民生的诗文？学生想借来一读，好好学习！”
赵仲笑着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卷抄本：“这是老夫抄录的五代务实诗文，里面有李涛的《答弟妇歇后语》，有冯道的《伤时》，还有你曾祖父在幽州写的《燕云民谣》，你拿去读，若有不懂，随时来问。”
苏轼接过抄本，如获至宝，郑重地躬身行礼：“多谢赵编修！学生定好好研读，将来也要写能反映民生的诗文，不负您和欧阳先生的期望！”
范仲淹看着这一幕，对赵仲说：“赵编修，如今诗文革新已初见成效，国子监的学子们都在学写务实诗文，这不仅是文学的进步，更是民心的凝聚——百姓见文人能为他们发声，对朝廷的信任也多了几分。”
赵仲望着远处的汴梁城墙，心里满是欣慰：“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啊。五代时，文人避谈民生，百姓只能用歌谣抒发不满，最终引发民变；如今文人主动为百姓发声，朝堂能及时调整政策，这就是治世的智慧。我父亲若泉下有知，见诗文能为民生所用，定会很开心。”
当晚，赵仲在《五代秘史》的“文学革新”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景佑元年，观欧阳修主导诗文革新，叹大宋文学之转向，实乃五代未有之局。此革新非仅文风之变，乃文学本质之归——五代文学，生于乱世，或靡丽避祸，或悲苦无措，多脱离现实；宋初文学，立于治世，欧阳修倡‘文以载道’，范仲淹、苏轼等响应，以诗文记民生、述家国，使文学重归‘经世致用’之途。然革新非一劳永逸：需防‘伪务实’（空喊民生口号）、需防‘重道轻文’（失却文学美感）、需防‘因循守旧’（拒斥新变），需以五代‘文学空疏’为戒，方能长久。赵烈亲历五代文学之弊，深知‘文学兴则民心聚，民心聚则天下安’，此革新，亦为完成其‘治世文学需见民生’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文学考》与欧阳修的《食糟民》草稿、苏轼的《和子由蚕市》抄本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文以载道”四个字，也照亮了大宋文学的未来——通过诗文革新，不仅纠正了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让文学成为连接朝堂与百姓的桥梁，为后续宋词的鼎盛、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时的汴梁，欧阳修还在书房修改《新五代史》的“伶官传序”，笔尖写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千古名句；范仲淹在灯下构思《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念头在心中萌芽；苏轼则捧着赵仲送的抄本，在灯下反复研读，笔下开始尝试写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诗——一场围绕“文学革新”的浪潮，正在大宋的土地上蓬勃展开，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务实精神，源于无数文人对“文学本质”的探索，更源于对百姓的关怀、对家国的担当。而这一切，都像赵烈当年期望的那样——文学不再是贵族的消遣，而是百姓的喉舌，是治世的明灯，照亮着大宋走向繁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