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色黎明前的火种
1946年深秋，华北平原的寒风卷着硝烟味掠过黄土高原。陈景明的父亲陈老栓，正揣着一封密信穿梭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沟壑间。作为八路军老侦察兵，他此刻的身份是太行山区某交通站的负责人，而那封用米汤书写的密信，藏着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布防图。
“爹，城里又在抓人了，说是通共的都要枪毙。”年仅十五岁的陈景明蜷缩在窑洞角落，看着父亲用炭火烘烤密信，字迹在泛黄的宣纸上逐渐显影。老栓头也不回，粗粝的手掌摩挲着信纸上的油墨：“景明，记住了，这世道要变天，咱们手里的‘红棉’，就是照亮黑夜里的火种。”
他口中的“红棉”，是交通站的暗语，既指村口那棵历经战火的木棉树，也象征着党员们胸口藏着的入党誓词。此刻，老栓的棉布褂子内侧，正缝着半枚红棉徽章——那是长征时期一位牺牲战友留下的遗物，锯齿状的边缘还带着干涸的血迹。
三天后，老栓要将情报送往三十里外的军分区。临行前，他把景明叫到红棉树下，从裤腰里抽出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拿着，遇上危险就往山里跑，记住，活人比情报重要，但情报要是丢了，咱爷俩对不起这身‘红棉’。”少年攥紧匕首，触到刀柄上刻着的“忠”字，那是老栓当年入伍时刻下的。
二、暗夜里的木棉信号
送情报的路要经过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老栓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扁担两头的货箱里，上层是针头线脑，下层却藏着用油布裹紧的情报。行至第二道封锁线时，一队巡逻兵突然拦下了他：“站住！哪来的？打开箱子检查！”
老栓强作镇定，掀开上层木板：“老总，小本生意，就些针头线脑……”话音未落，一名士兵突然用刺刀戳进货箱底层，油布瞬间被划破。千钧一发之际，老栓猛地推倒身旁的煤油灯，火苗“腾”地窜上货箱，浓烟滚滚中，他抓起情报塞进嘴里，转身就往高粱地里钻。
“抓住他！别让共匪跑了！”子弹呼啸着擦过耳畔，老栓感觉后背一阵剧痛，却仍死死咬着嘴里的纸团。跑出三里地后，他一头栽进土沟，吐出血水和碎纸渣——情报已被嚼烂咽下，而背上的伤口还在汩汩冒血。
此时的陈景明，正在交通站的窑洞里焦急地望着村口。直到深夜，才见几个游击队员抬着浑身是血的老栓回来。“爹！”少年扑上前，老栓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血沫从嘴角溢出：“情报……送出去了……告诉组织，七十四师的炮团在……在梧桐峪……”话未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老栓下葬的次日，景明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那半枚红棉徽章，锯齿边缘的血迹已变成暗褐色。他将徽章缝进自己的衣领，对着红棉树跪下：“爹，您说的‘红棉’，孩儿记下了。”
三、硝烟中的织网人
1947年夏，陈景明接替父亲成为交通站新的负责人。十五岁的少年脸上还带着稚气，却已学会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情报。他扮成放牛娃，将密信藏在牛尾巴里；或是装成讨饭的叫花子，把情报塞进破碗的夹层。
一次，他需要将国民党军新布设的雷区图送往野战军指挥部。为了避开岗哨，他连夜穿越一片沼泽地。淤泥没到大腿，蚊虫像黑云般裹住全身，脚下不知何时被尖锐的芦苇划开一道口子，血水混着泥水往下淌。走到沼泽中央时，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枪声——是国民党军的巡逻艇！
景明立刻卧倒在烂泥里，将情报塞进一个防水的蜡丸，吞进肚里。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水面，他屏住呼吸，任由淤泥没过口鼻，只露出鼻孔透气。直到巡逻艇远去，他才从泥里爬出来，满身恶臭地摸黑赶路，直到天亮才把情报送到。
“小鬼，好样的！”接情报的政委拍着他的肩膀，看见他腿上的伤口已经发炎，立刻叫来卫生员。景明却摇摇头：“政委，我爹说过，‘红棉’不能倒，这伤口算啥。”
随着战局推进，交通站的任务愈发艰巨。景明开始组织村民挖地道，将一个个孤立的窑洞连接成地下网络。他白天跟着老乡们下地干活，晚上就带着几个青年摸黑挖地道，用筐子装土，用布包着镐头消音。三个月后，一条从村口红棉树下延伸到后山的地道网建成了，成了根据地的“地下生命线”。
四、红棉树下的誓言
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陈景明所在的交通站成了转运伤员的重要节点。窑洞被改造成临时病房，景明带着妇女们烧水、换药、缝补绷带。一天夜里，抬进来一个腹部中弹的伤员，奄奄一息。景明认出他是军分区的刘参谋，曾教过他识字。
“小景……”刘参谋抓住他的手，“帮我……把这个……交给组织……”他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份国民党军北平城防图，还有一枚完整的红棉徽章。“这是……我入党时领的……替我……戴着……”说完便断了气。
景明捧着徽章，想起父亲留下的半枚，颤抖着将两枚徽章拼在一起——锯齿状的边缘严丝合缝，组成一朵完整的红棉花。他突然明白，父亲和刘参谋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情报，更是这枚徽章代表的信仰。
几天后，野战军的侦察队要穿过敌人封锁线，去绘制更详细的城防图。景明主动请缨带路：“我熟悉地形，地道能通到敌人碉堡后面。”队长看着眼前这个瘦高的少年，犹豫了一下：“太危险了，你还是个孩子。”
“我爹是‘红棉’，刘参谋也是‘红棉’，我现在戴着他们的徽章，不能给‘红棉’丢脸！”景明掀开衣领，露出两枚拼合的红棉徽章，在油灯下闪着微光。队长沉默片刻，郑重地敬了个礼：“好，带上你的‘红棉’，跟我们走！”
五、黎明前的绽放
穿越封锁线的夜晚，月光惨白如霜。景明猫着腰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父亲留下的匕首，耳朵警惕地捕捉着任何声响。走到一座碉堡下时，突然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他示意队员隐蔽，自己则从地道的通风口爬了进去。
碉堡里有两个哨兵正在打瞌睡，桌上放着一壶烧酒。景明屏住呼吸，从背后摸上去，用匕首柄猛地敲晕一个，另一个刚要喊叫，就被他捂住嘴按在地上。队员们迅速冲进碉堡，缴获了敌人的机枪。
天亮时，侦察队顺利完成任务，带回了详细的城防图。景明却在回程中被流弹击中了胳膊。包扎时，他看着渗出血迹的衣领，里面的红棉徽章被血染得更红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消息传到交通站时，景明正在给伤员换药。他扔下纱布跑出窑洞，看见乡亲们围着红棉树欢呼，有人把红旗系在树枝上，红色的布条在风中飘扬，像一朵朵绽放的红棉花。
他走到树下，轻轻抚摸着粗糙的树皮，父亲和刘参谋的面孔仿佛在眼前浮现。他慢慢摘下衣领上的两枚徽章，用衣角擦去上面的血迹，然后郑重地别在自己的胸口——两枚残缺的徽章，此刻终于拼成了一朵完整的、在硝烟中绽放的红棉。
夕阳西下，红棉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陈景明望着远方渐渐清晰的曙光，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红棉就是照亮黑夜的火种。”此刻，这火种已燃成燎原之势，而他胸前的红棉，正沐浴在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信仰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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