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自红三军来到黔东，这片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旗在各个村落高高飘扬，革命的歌声响彻云霄。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们夹道欢迎；红军离开时，身后留下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钱人听闻红军到来，吓得仓皇逃窜；而干人们则欢呼雀跃，纷纷聚拢到红军身边。“红军到，干人笑，山笑水笑人欢笑，寒冬过去春天到”，这句民谣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景象。
1934年6月19日，贺龙军长和夏曦主席在德江县枫香溪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随后，红三军迅速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在沿河县旧寨坝乡，红军张均望、冯琪云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均望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什么是苏维埃。虽然这些新名词对于百姓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腰杆子似乎比以往更硬了。
会后，旧寨坝乡开始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杨正思、吴儒章、吴天贵等人当选。同时，成立了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杨景光担任主席，吴儒章任书记，王堂为自卫队长。在张均望同志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乡亲们逐渐明白了工农大众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只有成立工农自己的政府，组织起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真正实现翻身解放。苏维埃，这个代表着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百姓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张均望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在旧寨坝的瓦屋（大坝）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确定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议，并动员大家推选贫农代表，前往沿河白石溪参加大会。旧寨坝乡推选了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当他们到达白石溪时，红三军军部已经开拔前往长岗岭。于是，大会改在铅厂坝王家大院举行。
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的一百多名代表，以及三十几位红军代表，共计135人汇聚一堂。大会选举陈正国、孙秀亮、秦育清等代表组成主席团。夏曦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向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他号召贵州黔东的广大农民，要摒弃对“神坛”和“神兵”的依赖，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革命，组织工农民众民主政府，坚决打倒地主豪绅、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夏曦主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建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争取黔东苏维埃的胜利。
红军代表钟子廷（钟山）也在会上发言，他强调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始终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积极发动群众，让三千人加入红军。会上，代表们还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六个重要决议。随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夏曦等80人当选为委员；汤福林参谋长、孙秀亮、秦月清、张均望等32人当选为常委，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和陈正国任副主席。
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最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不久后迁至土地湾田兴宗家，这里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黔军王家烈的部队以及地主武装杨通选、杨通红、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频繁袭击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敌人的骚扰下，特区革委被迫多次迁移，先后迁至铅厂坝、瓦场坝、谯家、皂角池、山羊岭、照东岩等地。在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6 - 7月间，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各区、乡纷纷组织起自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革命组织。一时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四个县的十万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这在黔东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标志着黔东人民从此走上了当家作主的道路。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迅速制定了三省“会剿部署”，黔军李成章、蒋丕绪，川军达凤岗，湘军周矮子（周燮卿）等部，频繁进犯特区。8月12日，黔军蒋丕绪所属的傅衡中旅，从湘西回到沿河县城。他们趁红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地活动，派黄富安占领了淇滩镇。淇滩镇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关键，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深知绝不能让敌人得逞。他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果断决定由九师配合沿河独立团，消灭这股敌人。当时，沿河独立团大部分兵力远在距淇滩一百八十里的松桃县永安州（火烧桥），但接到命令后，战士们毫不迟疑，连夜急行军，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沿河五区的甘溪上坝。贺炳炎团长随即召开各连队负责人会议，详细布置战斗任务。
8月15日，沿河独立团在九师部分兵力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向淇滩进发。这天恰逢淇滩赶场，担任前锋的甘溪游击队，在政委、老红军王子龙同志的率领下，如离弦之箭般从狼溪迅速冲向淇滩场。当部队到达淇滩后街时，淇滩鸡市场的敌人看到红旗，误以为红军主力来了，吓得四散奔逃。眼看敌人就要被游击队包围缴械，却不知是谁走火开了一枪。敌人一听是火药土枪的声音，判断这只是游击队，并非红军主力，便立刻掉头反扑。王子龙同志和四个游击队员冲到马鞍桥边时，不幸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壮烈牺牲。敌人疯狂地发起冲锋，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就在这危急时刻，驻在天官井的九师和后续的沿河独立团吹响了冲锋号，激昂的号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鼓舞着我军的士气。敌人顿时慌了手脚，开始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匪军营长黄富安万万没想到我军大部队来得如此之快，一时间指挥混乱，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向淇滩口溃逃。黄富安第一个抢着上船，被沿河县独立大队长廖云清的通讯员一枪打掉大圆盘帽，落入乌江。黄富安吓得赶紧缩进船舱，狼狈不堪。通讯员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可就在他站起来向敌人喊话，劝其缴械投降时，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小战士的牺牲让广大红军和游击队员悲愤交加，他们高呼着“为死难的小同志报仇”，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冲杀声、枪炮声与乌江的浪涛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没有渡过江的敌人，被击毙百余人，黄富安也成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逃往沿河县城。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敌人百余支枪，傅衡中吃了败仗后，吓得放弃沿河县城，逃往务川。淇滩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黔东特区的安全。
秋天，枫叶红似火，山区的稻谷还未收割。为了解决特区内部物资和粮食供给的困难，8月22日，军部命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木黄一带筹集给养。没想到，在这里正好碰上黔军廖怀忠师的副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部队从老山（梵净山）向木黄开来。这无疑是一个歼敌的绝佳机会，贺龙军长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九师做好迎敌准备，一面派特区政府组织后勤保障工作。
8月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密切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黎刚果然率军前来攻打地茶坝的红军。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动与敌人交战，假打一阵后，佯装败退，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误以为红军徒有虚名，不堪一击，便大胆地进入木黄宿营。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军部还派出黔东纵队师前去配合九师作战。
25日清晨，九师与纵队师分别从地荼坝、岩坝出发，沿着山路，经销口山，迅速向木黄推进。当天，木黄正好赶场，街上人来人往。为了避免伤害群众，红军战士们朝天放枪。此时，黎刚的队伍还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后，顿时乱作一团。木黄对面的将军山、后面的观音山上，红旗招展，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身影。敌人惊慌失措，连枪都顾不上拿，就从床上爬起来，朝着新业、老寨方向拼命逃窜，企图躲进梵净山。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洞沟坡。这次战斗，我军俘获敌军第三营营长以下百余人，击毙敌人二十余人，还缴获了黎刚的皮大衣，黎刚本人也险些丧命，被打得丢盔弃甲。经此一战，黎刚再也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
红军主力在印江等地活动期间，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认为有机可乘，便带着残部卷土重来。他回到南腰界后，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留守在那里的红军工作人员、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还勾结晓景、大龙一带的大土豪、团防傅润芝，将晓景游击大队长王廷方抓走。他们先是残忍地将王廷方杀害，然后开肠剖肚，掏出心肝“祭祖”，其行径令人发指。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冉瑞廷。红军在印江木黄打败黎刚后，贺龙军长立即命令九师于8月26日晚连夜赶到松桃八区永安州宿营，27日休整一天。同时，调七师一部前往四川秀山县边境坝苎一带，防止秀山方面的大土豪杨卓芝、殷仲卿前来增援冉瑞廷。特区政府也接到命令，调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行动。8月28日拂晓，九师一部分兵力配合纵队师和游击队，兵分三路，从火烧桥出发，向南腰界挺进。当先头部队到达岭岭坡时，敌人哨兵发现了情况，但不清楚红军的兵力，只能盲目开枪。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听到枪声，急忙带人前来增援。然而，敌人还没爬上岭岭坡，就被红军包抄截断，冉崇侯见势不妙，掉头向南腰界逃窜，还胁迫部分群众一起躲进了老巢冉家祠堂，妄图负隅顽抗。
冉家祠堂位于大坝场一片滥田中央，只有一条小路相通，四周是坚固的石砌围墙，易守难攻。考虑到里面还有被胁迫的群众，红军决定先将其团团围住，开展政治攻势。特区政府派人到祠堂下喊话，向里面的人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能够瓦解敌军。在政策的感召下，部分群众从后门逃了出来。
冉家祠堂内，敌人早已断粮，仅有的三头牛也被杀了煮汤，最后连跑进祠堂的四只猫都成了腹中之物。即便如此，敌人仍在负隅顽抗。红军深知，这样长久围困下去，虽能拖垮敌人，但也会极大地牵制自身力量，影响革命的整体布局。
为了早日攻破匪巢，红军先是尝试用迫击炮轰击，但由于炮弹受潮，均未爆炸。无奈之下，战士们从火烧桥抬来一门“将军炮”，精心架设好后，装填了满满两洗脸盆的土火药和铁砂子。然而，因火药装填过量，一点火，炮筒瞬间爆炸，还致使一名战士受伤。钟师长心急如焚，赶忙派人请来杨清云木匠，重新打造了三门土炮。
直到九月，贺龙军长再次下达死命令，务必攻破冉家祠堂！各部队迅速做好进攻准备。白天，敌人防守严密，那条唯一通向祠堂的小路被机枪火力严密封锁，强攻难以奏效，红军决定趁夜发动偷袭。为解决夜间总攻的照明问题，部队先是拆除了冉瑞廷家的房子，当地群众也纷纷送来大量干柴。战士们在冉家祠堂四周堆起高高的柴堆，并浇上煤油，只等总攻信号一响，便点燃柴堆照亮战场。
师里精心挑选了96名身强力壮、作战勇猛的大汉，他们每人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悄无声息地摸到冉家祠外围墙脚下埋伏起来，屏息凝神，等待总攻号令。夜幕深沉，万籁俱寂，祠堂内时不时传出敌人的低语声，四周只有秋虫在草丛中发出微弱的鸣叫。红军各部队按照计划，三柱香时分开始做饭，四柱香时分，嘹亮的号声划破夜空，总攻正式开始！霎时间，祠堂四周的柴堆被点燃，熊熊烈火冲天而起，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三门土炮齐声轰鸣，“轰！轰！轰！”三道火光如利剑般射向敌阵，冉家祠堂的屋顶被轰掉一大片，碎石瓦砾纷纷掉落。敌人被突如其来的炮击吓得魂飞魄散，惊慌失措地四处乱窜。
紧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响，祠堂的围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早已埋伏在墙下的96名勇士，迅速将手雷扔进围墙内，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头顶浸湿的棉絮，从缺口处勇猛冲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与此同时，外面的大部队也如潮水般冲入围墙大门，投入战斗。喊杀声、兵器碰撞声在祠堂内外回荡，战士们怀着满腔怒火，奋勇杀敌。经过一夜的激战，直到9月13日拂晓，红军终于将祠堂内的匪徒全部歼灭。冉崇侯恶贯满盈，企图趁乱逃跑，最终被乱刀砍死在大门前的刺篱笆边。这场战斗，红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二十几位同志负伤，红军三连赵连长在冲向冉家祠堂的独路上，不幸中弹，光荣牺牲。但冉家祠堂的攻克，彻底铲除了这股反动势力，为当地百姓报了仇，也让黔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更加稳固。
攻破冉家祠堂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开往沿河县中界坝，特区政府人员则回到沿河县白石溪。大家一方面忙着安置伤员，精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治疗伤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地方组织，扩大革命力量。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川、湘、黔三省的敌军再次联合起来，向“黔东特区”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姜兴尧部窜入德江枫香溪、张家湾一带，不过此前该部已被黔东纵队师、独立团和游击队重创，暂时不足为惧。但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李成章却率领杨昭卓、周相魁、戴玉堂等部抵达印江县沙子坡，准备与其他敌军会合，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当杨昭阜部进至谯家铺时，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不得不退回德江、印江县境一带。
9月23日，川军达凤岗旅占领沿河县城；湘军第三十四师第三旅周矮子也向晓景发起进攻。一时间，黔东地区乌云密布，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面对敌军的来势汹汹，贺龙军长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他一方面传令特区政府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确保部队的物资供应，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将战火引到特区中心之外，决定采用外线作战的策略。贺龙军长指挥部队主动撤向木黄，他还时常在木黄河边钓鱼，看似悠闲，实则是在观察地形，精心挑选合适的战场，等待时机，诱敌深入，以便将敌人一网打尽。同时，他命令七师主力转移到松桃岩柯坝，九师主力转移到松桃永安州，黔东纵队师则配合红军主力在外线灵活作战，寻找战机，准备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9月25日，陈正国跟随夏曦主席带领红七师二十五团、沿河独立团，从白沙溪出发前往印江沙子坡，成功打垮了由遵义调来增援的黔军学生队（士官生）。随后，部队经由杉树坳、板溪等地，顺利到达木黄。9月27日，木黄的局势愈发紧张。黔军李成章率领五个团从西、南两个方向步步逼近，戴玉堂团也已经抵达合水。此时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有川军达凤岗旅，东北有湘军周矮子，西南又有黔军重兵把守，仿佛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面对如此困境，夏曦主席主张从木黄撤进梵净山，以保存实力。但贺龙军长坚决反对，他深知这一仗关乎红三军的声誉，更关系到黔东特区的生死存亡，绝不能退缩，必须主动出击。然而，这一仗该如何打，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贺龙军长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应该采取“杀鸡给猴看”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打击李成章这股最主要的敌人。他分析道，川军虽然占领了沿河县城，但距离木黄较远，最快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赶到，而且孤军深入，行动迟缓；湘军与王家烈之间矛盾重重，周矮子绝不会轻易出兵支援李成章。只要能够抓住时机，打败黔军，川军和湘军必然会不战自退。于是，贺龙军长亲自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采用避实就虚、调虎离山、分进合击的战术，给敌人致命一击。
战斗开始前，红军先由纵队师向印江四区刀坝场发起佯攻，制造主力进攻的假象；七师则装作进攻合水的样子，然后假装败退，撤至距木黄三里的营阳坝埋伏起来；与此同时，纵队师迅速从刀坝场返回，准备参与后续战斗。敌人果然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9月28日，李成章的五个团相继进入木黄，朝着营阳坝集结。当敌人全部钻进红军预先布置好的“口袋”时，一声清脆的进攻号音响起，战斗正式打响！一时间，枪声大作，埋伏在四周的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
贺龙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目光如炬，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变化。当看到战机成熟时，他一手提着长枪，一手紧握短枪，亲自带领一手枪连，率领红七师主力迅速撤出战斗，转而由黔东纵队师接替，坚守阵地，死死拖住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在整个战场上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被他们包围，不断向营阳坝增兵。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贺龙军长早已率领七师主力，从松桃岩柯坝迂回到敌人背后，对其形成了包围之势。与此同时，红九师也从外线迅速迂回到木黄，占领了各个山头的制高点。当敌人发现中计，想要撤退时，已经为时过晚。贺龙军长率领红七师如神兵天降，从岩坝杀了回来。原本企图包围红军的敌人，此刻反而陷入了红军的反包围之中，顿时阵脚大乱，四处逃窜。李成章见势不妙，只得率领残部从合水狼狈退到印江县城。这场战斗，红军消灭敌人二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木黄大捷”。
战后，夏曦主席感慨地说：“真是侥幸呀！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精妙的打法哩！”贺龙军长则哈哈大笑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这个打法，还是在洪湖时跟周逸群政委学的，每次遇到战斗，我就回想起他对红军游击战术总结的四句话：‘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我跑，敌少我捣。’多年来，我就是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打了不少胜仗。”木黄大捷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也让黔东特区的军民信心倍增，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地位。
木黄大捷后，贺龙军长率领部队回到了南腰界，夏曦主席和特区秦育清副主席也连夜赶回沙子坡，第二天才回到土地湾。然而，此时的黔东人民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红三军刚来黔东时，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连基本的食盐都难以保证。一个人长期缺盐，四肢无力，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贺龙军长心系百姓，为了解决食盐问题，他派侦察员将经常往返龚滩、彭水做小生意的傅怀忠接到长岗岭。贺龙军长见到傅怀忠后，亲切地询问：“彭水一带熟不熟悉，有位龚渭清大爷你认识吗？”傅怀忠回答道：“彭水一带我经常去，龚大爷不仅认识，还是我的拜把弟兄。”贺军长听后十分高兴：“龚大爷也是我的好友，这次请你来，就是想托你带个信去，请他给我们买点盐巴来。”傅怀忠爽快地答应：“军长，只要你信得过我，放心，我一定能办到！”不久，傅怀忠果然从彭水龚大爷那里运来20包盐巴，足足有4千斤，这不仅解决了特区群众的吃盐难题，也保障了部队的食盐供应。
但红军初到黔东，由于与当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许多战士都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当时缺医少药，战士们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医治。红三军在彭水时，曾在福音堂抓获一个洋人，缴获了十几担西药。可惜，这些珍贵的药品在运往南腰界时，被冉瑞廷抢走。乡里的土方子只能用“千里光”“黄莉叶”等草药为战士们止泻，效果十分有限。而伤员们也急需药物治疗，贺龙军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得再次委托傅怀忠前往彭水，向龚大爷求助。龚大爷收到贺军长的信后，想尽办法，不仅找来社会好友资助，还典当了自己的家产，购置了二十几担中、西药。他通过各种关系，在酉阳、秀山两县商会办好发货单和通行证，亲自押运这批药品，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
当龚大爷一行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永淹坨时，眼看就要进入特区范围，他一时大意，放松了警惕。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沿着大路前行。不料，被沙子区伪区长袁仲英、团防田朋道发现。敌人见到这么多药材，又得知是运往“红区”，认定是给红军的物资，便残忍地将龚大爷枪杀，把二十几担中、西药运到沿河县城，送给土匪司令杨畅时邀功请赏。同时，还将傅怀忠抓进了监狱。
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怒火中烧，发誓一定要为龚大爷报仇，夺回药材，救出傅怀忠。于是，在木黄战役结束后，贺龙军长决定第三次攻打沿河县城。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将军部迁至淇滩的天官井，并召集区、乡苏维埃政府人员和群众代表，共同商讨作战方案。要渡过乌江攻打沿河县城，船只必不可少，但沿江的船只早已被杨匪弄到西岸。贺龙军长当机立断，让天官井乡苏维埃代表杨光模带领群众寻找船只。大家不辞辛劳，在小河坝、照州坝、曾子坝等地找到了3只小船，后来又在小河口打捞起1只，总共凑齐4只船。
接着，贺龙军长进行作战部署，命令九师开往沿河城东岸，对西岸的杨匪形成威胁，牵制敌人兵力；命令沿河独立团从淇滩发起主攻；黔东纵队师和黔东独立团则配合作战。10月13日，天刚蒙蒙亮，乌江上下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这为红军的行动提供了绝佳的掩护。红军两百名战士借着浓雾的掩护，悄然渡过乌江，过江后又成功夺得敌人的两只大船。随后，沿河独立团、黔东纵队师在淇滩渡口顺利渡江。部队首先攻打严家桥，迅速占领了彭家、沙坨、斯溪等渡口，紧接着分兵两路，对沿河城形成合围之势。
此时，杨畅时还在城里的“九重堂”悠闲地吸着鸦片烟。当他得知红军分多路进攻，即将兵临城下时，顿时惊慌失措，带着众匪向黑水方向狼狈逃窜。红军进攻迅猛，杨畅时为了保命，丢弃马匹，只身逃亡。战斗结束后，杨畅时的大花骡子也成了红军的战利品。此次战斗，红军不仅全歼杨畅时匪部，缴获枪支三百余支，成功救出傅怀忠，还夺回了二十几担珍贵的中、西药。此外，还缴获了大量物资和装备。为了进一步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红军将沿河、黔东、川黔边、印江、德江等五个独立团与黔东纵队师进行整编，成立了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同志担任师长。从此，黔东人民不仅拥有了自己的革命政权，更有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他们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奋勇拼搏，黔东地区的革命事业也由此迈向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