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叶最值得一提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司马迁及他写的《史记》。
《史记》简介：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它总结了从传说的轩辕皇帝到汉武帝时，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
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各体相互配合，这种体例成为历代纪传体历史着作的典范。
《史记》产生的时代，正是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建立和巩固的时代。地主阶级为进一步加强统治，亟需按自己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重新解释历史。
《史记》根据《春秋》“道名分”的精神，历叙帝王将相兴亡成败的经验，勾划了怎样为君、怎样为臣的模式，从而肯定了地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正是封建统治所需要的。
但《史记》又不同于《春秋》的“道名分”，在处理历史问题时，表现了许多独特可贵之处。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凡是代表性的人物，都给他们作了传。
特别是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项羽，列入世家和本纪。对于游侠、刺客的优秀品质，也加以肯定。对于当代帝王和社会不合理的现实，敢于揭露批判。
作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家，能够这样做，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另外，《史记》还记载了少数民族的情况。
在写作方面，《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强烈的感染力。它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代史传文的优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模式。
它善于选择事物发展的关键时刻，透过激烈的矛盾斗争的描写，使人物的特征充分展现出来。
如《项羽本纪》选择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片段，作为重点插叙，因而使项羽的形象很为突出。
《史记》对历史人物不是客观主义的叙述，作者对它倾注了强烈的爱憎感情，但又不靠直接评论，而是寓论断于叙事。抓住最有典型意义，能反映人物本质特征的语言和行动，作具体生动的描述。如《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
《史记》又根据人物不同的出身、经历和性格，采用不同写法，有的通过写出身，预示其思想根源，有的通过写外貌，有的用对话或自白，有的选用别人的议论，使形象更为鲜明。
但总的都是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羽羽如生。所以《史记》既是史学名着，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鲁迅曾肯定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的《离骚》。”
《史记》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在塑造人物、安排情节和运用语言方面，对唐朝传奇和明、清志怪小说，以及某些人物传记有很大的影响。
它所记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些就成为后来戏剧、小说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特别是简洁明练、平易生动的语言，为韩愈以下历代散文大家所学习，用来反对繁缛、艰涩、古奥的文风，成为一面旗帜。
总之，《史记》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着作，同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着作。《史记》的传记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发生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特别是对于后来小说创作所发生影响。
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史记》从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出发，美化了封建帝王将相，把他们的成败兴衰、“文治武功”，看作历史。
这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历史的偏见，是唯心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我们应该对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有所认识。
另外，全书一百三十篇内，中间有十篇是有目无文的。今本《史记》，有些残缺部分是西汉末年禇少孙所补写的。
作者小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是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
父亲司马谈，熟悉天文历算历史掌故，学识渊博，曾任太史令。司马迁十岁（公元前136年）时，开始学习古文，能诵读古书。
后来还跟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孙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学问益进。二十岁（公元前126年），他开始到祖国各地长途漫游，历经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地，也到过浙江会稽，搜集历史遗闻，了解民情风俗。
壮游归来，当了郎中，“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职位虽低，但得以了解最高统治集团的宫廷内幕。
公元前111年，他三十五岁，奉命出征巴蜀，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川风土。广泛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使他增长了史才和史识，从而也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死。临终时嘱咐司马迁，要继《春秋》、《尚书》之后，编制一部通史。当时形势也刚刚有编写通史的需要。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有机会饱览皇家的大量藏书，即所谓金匮石室之书，于是就结合其父亲所积累的资料，和个人实地考察所得，整理、考核、排比历史资料；同时和专家们共同修订历法。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他主持的太初历修订完成，就开始撰写《史记》。五年后，因为替投降匈奴的将领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下狱，受残酷的宫刑。
在狱中，他仍坚持写作。公元前96年，被释出狱，任中书令。这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职位不低，但当时都由宦官充任，他内心十分痛苦。
为了完成《史记》，他含垢忍辱，继续写作。经过十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巨着，大约在公元前93年前后，《史记》基本上定稿。不久，司马迁也就逝世了。
司马迁不仅是汉代的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超过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
他接受各家的影响，同时又能用批判的精神来对待各家思想。他对天文、律历等自然科学有研究，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风靡一时之际，他独自出来反对那些“星气之书”。
在《伯夷列传》里，他怀疑所谓“天道”，举出一些事实，说明善人不一定善报，恶人不一定恶报，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能够从历史事实来考察和判断一些传统观念的可靠与否，这就是唯物主义精神。
他认为在历史的兴盛时期，已经包含了衰亡的因素，这些都是他的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且带有朴素的辩证法。
对于历史人物他有自己的衡量标准，既不完全是儒家的，也不完全是其他各家的。他能根据那些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来评价他们，不是单纯地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而是包含了一些人民的观点。
正由于他的思想是这样博大而深刻，因此一部《史记》就能写得那样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