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军团宣称独立是“兵谏”，如果黎肯接受他们所提的解散国会、改正宪法、组织健全内阁、摒斥“公府佥壬”四个条件，就可以取消独立，向黎俯首认罪。
所谓公府佥壬，不仅指公府军事幕僚处的一批幕僚，还有与黎接近的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内。
他们别有用心地编造出“三策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名目。
三策士指郭同、汪彭年、章士钊。
四凶指丁世峄、哈汉章、金永炎、黎澍。
五鬼指汤漪、郭同、汪彭年、哈汉章、金永炎。
十三暴徒指褚辅成、汤漪、白逾桓、李述膺、何雯、凌钺、彭允彝、吕复、萧晋荣、韩玉辰、秦肃三、焦易堂、邹鲁。
其中有些人是被重复排列的。有些人并非与黎接近的人物，所谓十三暴徒都是原属于国民党或与研究系不合作的国会议员。为了便于打击这些人，督军团把他们都列入“公府佥壬”。
督军团的兵谏要求其实是欺骗黎元洪的一种手段。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
黎元洪这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想舍车保帅，接受其中一些条件，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对于解散国会，在黎元洪看来是对民国说来大逆不道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
他用“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持观望态度。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
研究系议员则有八十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
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
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
在督军团扣留铁路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元洪一再电请徐世昌、梁启超晋京进行调解。但是，徐以“杜门谢客”、梁以“与世暂绝”作为回答。
五月三十日黎向独立各省发出表明心迹的“告哀”电，并致电张勋。
电云：“芝泉磊落光明，功在民国。……为谋必忠，爱人以德。……执事元老壮猷，万流仰镜。望即剀切劝导，以安大局”。
六月一日他又发电质问督军团：“今日为宪法而独立，则尚在二读之时；为元首而独立，则并无谋叛之事。”
另外，黎元洪还是不休地催促李经羲到北京组织内阁。
李不敢前来，劝黎电召张勋晋京调停时局。其理由：
一是张勋是督军团的大盟主，足以控制督军团。
二是张勋未向北京政.府宣布独立，因此具有居间调停的良好条件。
三是张勋和他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如肯晋京调停，就能够加强他的内阁地位，并支援总统，稳定澄清时局。
正在这个时候，张勋有回电表示拥护总统，愿意出面调停。
黎元洪于是于六月一日除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并以总统命令召唤张勋晋京调停时局。
命令说：“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慊交深。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
或许黎元洪的耳目也太欠灵通，或许是人总是更愿意怀着好的愿望，张勋早已露出了许多的马脚，黎却似乎是一无所知。
民国六年六月七日，张勋率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余人由徐州动身，八日行抵天津。
他动身前通电独立各省说：“挈队入都，共规长策。盼坚持原旨，一致进行。各省出发军队，均望暂屯原处，勿再进札。勋抵京后，当即驰电筹备。”
到天津的当天，张勋就对前来欢迎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提出：限期三日，解散国会，否则他就不管调停了。
黎元洪得知张勋的要求，顿感五雷轰顶。各省督军闹独立，就是为了解散国会。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条件，还用得着请人调停吗？如今张勋大军压境，比那些闹独立的督军更危险。
不久之前，黎元洪曾一再表示“宁可牺牲总统，绝不解散国会”，如今这些豪言壮语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摆在黎元洪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稳住张勋。
但国会也不是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法律规定，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必须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方能生效。段祺瑞被罢免后，代理国务总理的是老法学家伍廷芳。
作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抵死也不肯副署这样的命令。
他对前来做工作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说：“职可辞，名不可署！头可断，法不可违！”
黎元洪见伍廷芳油盐不进，只好对张勋说：“不是我不想解散国会，是找不到副署命令的人啊！”
大老粗张勋不管这套，他回话说：“要什么副署？发道命令解散了就是了。”
没办法，黎元洪只好派人到天津找新任内阁总理李经羲。
李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自己尚未履职，没有资格副署。
无计可施的夏寿康只好去找段祺瑞帮忙。段祺瑞说，你们不都让我下台了吗？我怎么还有资格副署呢？
眼看张勋给出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没人副署命令，黎元洪急得团团转。
最后关头，步军统领江朝宗出面，以代理总理的名义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可笑的是，江朝宗这个代理总理只当了十二天，他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解散国会。
江朝宗也不想当千古罪人，副署了国会解散令后便通电全国：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
同一天黎通元洪电全国，解释自己的苦衷：
“元洪自就任以来，首以尊重民意，谨守《约法》为职志，虽德薄能鲜，未餍舆情，而守法勿渝之素怀，当为国人所共谅，乃者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法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皆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死洪以《约法》无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靖难，智勇俱穷，亟思逊位避贤，还我初服，乃各路兵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闻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
“安徽张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匪独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馆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至始于干涉，终于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所望各省长官，其曾经发难者，各有悔祸厌乱之决心，此外各省，亦皆曲谅苦衷，不生异议，庶几一心一德，同济艰难，一俟秩序回复，大局粗安，定当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天日在上，誓不食言。”
黎、江两人的电报，都承认解散国会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黎的电报显然透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
这道命令发表后，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
“民国《约法》中，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江朝宗非国务员，不能代理国务总理。且总统受迫武人，自认非法，所有解散国会命令当然无效。”
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张勋在天津德租界寓所开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通电说：
“比因政争，致酿兵事。勋奉明令，入都调停。……默察各方面之情形，大多数之心理，咸以国会分子不良，力主解散另选。……犹忆国会前度之解散，出于首座领衔之陈请，无非为奠定大局之计。区区此心，窃符斯旨。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勋拟即应命入都，共筹国是。俟调停就绪，即商请出师各省撤回军队。”
六月十四日，张勋带着家小开赴北京。为了迎接张大帅，黎元洪命人打开中华门。
据说民国以后，中华门为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使，一次是为了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
当天，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北京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一路上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城楼城墙上满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进京这天，张勋可谓风光无限，他也正春风得意。殊不知，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