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世凯是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
两家商讨这桩婚姻时还有一段插曲，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弱者一方的黎元洪。
袁世凯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从中挑一个。
黎元洪征求太太意见。他的太太吴敬君很在乎嫡庶身份，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吴敬君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
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出尔反尔，黎元洪这时已身不由己，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最后是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成就了这十足的政治联姻。
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
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一直郁郁寡欢，竟患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黎元洪初抵北京时，袁世凯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
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随口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
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真可谓做到了完全彻底地“解衣推食”！
不久袁世凯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
段祺瑞是袁世凯身边重要的帮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
按照袁关于湖北都督人事安排的预想，本是要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黎已入京并辞职，障碍已除，袁世凯便于民国三年二月一日调段祺瑞回京陆军总长任上，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
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但却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给其的清除黎元洪在湖北势力的任务。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成为北洋军的一统天下。
当段祺瑞返回北京和黎元洪相见时，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而是满脸倨傲之色。他的等级观念很强，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署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
至于辛亥革命，他已确信黎是从床下面被拉出来充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功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不符。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黎不过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没他什么事。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