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乃煌出任三省禁烟特派员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三百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二年起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三年起，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一万四千二百余箱。
民国三年共销去了六千六百五十箱，民国四年一至四月销去了一千六百余箱，最后仅存了六千箱。
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已成定势，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终结，因此抢着要把存货售罄。
烟商们经和蔡乃煌几经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再缴纳费用四千五百元，以六千箱计，合共可得二千七百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为了称帝，袁世凯及其同伙可谓是丧心病狂，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 “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
推戴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第一次推戴书全文如下：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
“《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
“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
“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世凯的咨文如下：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
“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世凯装模作样地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
“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
“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人，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这个人就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西汉权臣、 新显王王曼第二子、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
这是个历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他当皇帝后，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因此，被有些人誉为改革家，称其为有作为的，杰出的政治家。
但也有很多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 认为“王莽的所谓改革，不过是“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
有人将其的所谓改革概括为四：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定“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
王莽在称帝前，也曾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汉室。但这不妨碍他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年号称“始建国元年”。
历史上还有司马昭其人，篡政的野心人人皆知，就是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还挖空心思欲盖弥彰。
袁世凯将推戴书发还的造作和故作姿态，比起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洗刷其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无耻行径。